借力而动：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

◉ 刘伟 程海源 林芳菲

【摘要】当前，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而要实现善治，社会组织必然要与其他组织和部门结成网络关系。本研究以个案的方式，深度刻画了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网络开拓与建设之路。研究发现，缺乏资源的社会组织会立足于一个起点，通过多方借力实现与多主体的结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借助其与职能部门的联系和对社会的渗透，同属地政府结成议题网络；借助与属地政府的关联和与公众的接触，同职能部门结成专业网络；借助属地和职能政府的背书以及来自其他社会组织的资金捐助，同公众结成利益网络；借助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与撬动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与之结成信念网络。最终，社会组织通过多方借力的策略，形成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个体中心网络。本研究从微观视角揭示了我国草根社会组织面临的行动困境与个体的纾困之道，丰富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宏大理论；也为大量的草根组织提供了一个行动指南。

【关键词】社会组织；行动策略；行动网络；公众参与

【作者简介】刘伟（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lw@ruc.edu.cn。程海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讲师，chy2022@ruc.edu.cn。林芳菲：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38195511@qq.com。

【引用格式】刘伟,程海源,林芳菲.借力而动：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5,14(4):48-62.

—文章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贴近、规避与第三条道路

（一）贴近体制的行动策略

（二）规避体制的行动策略

（三）新时代政社关系的再思考：行动策略的第三条道路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行动者与网络

（二）资源与撬动资源的能力

四、基于田野调查的案例分析

（一）与地方政府（块）结盟建立议题网络

（二）与职能部门（条）结盟建立专业网络

（三）与公众结盟建立利益网络

（四）与其他社会部门结盟建立信念网络

（五）案例小结：以A组织为经纪人（broker）的行动网络

五、从田野回归理论

（一）“借力”的理论阐述

（二）社会组织研究的启示与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大力倡导和发展社会治理的制度背景之下，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为此，学术界和实践界都提出政府部门要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担社会治理的责任，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要在社会治理的宏大语境中与政府部门结成“伙伴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典型的法团主义模式，社会组织被整合进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之内，从而成为政府部门的助手。可见，尽管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这一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都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力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合力既表现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也表现在议程设置与政策设计上。

而这一来自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力如何实现呢?为此，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发展出了各自的行动策略。一部分研究立足政府部门的视角，提出了如“分类控制”、“行政吸纳社会”、“嵌入型控制”、“分级控制”等策略，强调政府部门给予社会组织更富弹性的制度空间、通过吸纳与赋权，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并鼓励它们介入社会治理领域，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另一部分研究从社会组织自身出发，讨论在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建立关联并形成合力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策略：包括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或借助如听证会、法律诉讼等正式制度渠道直接实现合作，或与知识精英结盟，以政策倡导的形式介入公共事务，影响政府决策。在这类研究中，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如自然之友和怒江反坝运动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案例，反复出现在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研究中。

而在这期间，便出现了一个类似“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当学者们聚焦这些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社会关注度的社会运动时，往往忽略了更广大的草根组织——自下而上组织、虽经过合法注册，但缺乏有效政治关联，同时资金与资源都较少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天然拥有精英资源的自然之友和获得政治高层深切关注的怒江反坝运动固然讲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成功的故事，但它们本身便拥有超常的资源与超高的起点；这是大量草根组织无法比肩的。另一方面，相比自然之友和备受决策层关注的反坝运动，一般的草根组织在资源聚合和战略选择方面会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以发展相对成熟、架构比较完整、各类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组织或社会运动为个案，很难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策略。截至2020年，中国注册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90万家。其中九成以上是处于基层的草根组织，既缺乏有效的政治关联，也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那么，当这些草根组织介入社会治理时，会采取何种行动策略?会如何建立并经营其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主体的关联?这是本文所回应的问题。

本研究借鉴治理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战略理论，以A组织这一草根社会组织为个案，关注其进行资源整合与网络建设的策略，分析以其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从中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

从理论上，本研究对现有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文献是一个有益补充，以个案为依托，提供了微观视角之下的精细化描述与提炼；不但揭示了我国众多草根社会组织面临的行动困境与个体的纾困之道，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宏大理论。在实践上，众多草根组织处境艰难，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困境，而本研究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工具箱，指导它们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之下，最大限度地撬动其他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二、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贴近、规避与第三条道路

在当代中国，除了少数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社会团体（Government-Organized NGO），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本研究所关注的草根组织，均处于“体制之外”。

尽管中国的“全能国家”治理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逐步消解并转型，所谓的“体制内”机构仍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法律资源与行政资源。对现有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研究进行整合分类，会发现它们大体可以区分为“贴近体制”和“规避体制”这两大类策略。

（一）贴近体制的行动策略

所谓“贴近体制”，指的是对体制表现出主动认同与积极接触；最终“嵌入”体制。通过中国社会组织的实践，学者们发现，通过贴近体制，社会组织能够获得三重体制红利。一是获得政治与行政合法性。政治与行政合法性体现为政府的默许、认可的态度，也是社会组织生存的基础。接近体制，社会组织对体制内的监管政策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知；在其行为可能越界时获得“预警”；甚至当某些不被许可的行为发生时，社会组织能通过政治关联获得宽容与庇护。二是获得资源。大量研究发现社会组织的政治关联与其收入或财务绩效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由于政治关联有着某种信号作用，表明这是一个合法的可信赖的社会组织；从而使得社会组织得以拓宽其融资渠道，也更有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发包或合同。三是提高组织绩效，更有效地完成组织目标，践行组织使命。

在实践中，社会组织贴近体制的行动策略往往从三个渠道展开。一是个人渠道，包括与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直接建立联系，比如聘用退休官员作为组织的管理层或理事会成员，或与体制内的学者结成顾问咨询关系。二是组织渠道，比如有的草根组织积极运用体制内的主流话语体系，获得合法性；社会组织会寻找政府机构作为挂靠单位，从而获得体制内的庇护。在“脱钩”之后，一些社会组织开始积极进行党建以增强政治资本，贴近体制。三是制度渠道。制度渠道是体制内的主体所发起的，代表了体制内主体的权威，也成为一条更加正式化的贴近体制的渠道；能够为社会组织所利用的制度渠道包括听证会、法律诉讼、政策过程中公开的意见征集等。这些制度化渠道成为体制内外主体进行交互的平台。

（二）规避体制的行动策略

除了积极贴近体制获得资源，研究发现社会组织也会“规避体制”。作为一种行动策略，规避体制这一策略的表现形式呈现了多个层次。首先，社会组织会在规模和行动领域的选择上保持审慎和保守，刻意控制规模，缩小行动范围，同时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自我克制”，这体现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政治回避或自我行动的“去政治化”。其次，社会组织有时会拒绝与同类组织合作，甚至尽量避免与政府部门合作；合作的行为被某些社会组织认为过于高调，“旗大招风”，甚至可能将组织送上“风口浪尖”。最后，部分社会组织刻意躲避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或以“踩线不越线”的方式在监管的灰色地带行动。总的来说，规避体制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公然违法，但这一策略体现出了社会组织对体制内监管的消极对待。

为何社会组织会规避体制呢?从上述研究中可以提炼出三条理由。第一，缺乏信任。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当信任缺失时，特别是边缘的草根组织，如果不信任体制内部门，那么它们相信与体制内合作所失会大于所得，因此对体制采取了规避策略。第二，拓展生存空间。中国社会组织的立法是远远滞后于其发展的。当习惯了“野蛮生长”的社会组织遭遇了体制内主体所设定的边界与规范，一时难以适应，从而选择规避。第三，学者们发现社会组织为了保持自身的自主性也会规避体制。过于迎合体制会导致组织成为体制的延伸而失去了自主性。

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组织规避体制的行动策略目的在于在体制外划定一片安全的灰色区域，保证其不引“体制”关注，从而规避来自体制的约束和可能的风险，继而扩宽行动空间。

（三）新时代政社关系的再思考：行动策略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无疑会受到政社关系的影响，因此这一相对微观的议题有必要在政社关系的图景中进一步思考。社会组织采取看似摇摆的两种策略，这并不难理解。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的资源，想要获得这些资源，社会组织需要贴近体制；同时政府部门也是社会部门的监管者和执法者，社会组织为了避免管制，也会在必要时规避组织。

当下，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出现了策略性变革，我国的政社关系从规范与依附转向激活与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行动关系也从“单向控制”向“双向协同”转型。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得以松绑。社会组织的发展被纳入党和国家社会治理创新的战略部署中。目前，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政策法规，甚至具体的办事指南也更加系统清晰；一些禁止性要求在实质上也实现了负面清单管理。在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全面制度化的背景之下，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以合法性为前提的自主性都大大增加。

在实践中，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社会组织是“伙伴”还是“助手”依旧存在争议，但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一定不是“敌对势力”，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达成了充分的共识。同时，清晰明确的制度约束降低了社会组织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所谓灰色区域的存在，降低了社会组织在运营中的合规风险。学者们也发现，当前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其行动策略从成为“对的组织”（确保合法性）转变为了做“对”的事。

基于此，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组织需要与体制内形成合力，但并不需要对体制曲意逢迎，刻意讨好贴近；另一方面，依法合规经营，社会组织与体制内的监管者也不需要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此，当前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应当发展出了既不同于贴近也不同于规避的第三条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当传统的行动策略都围绕着“体制内主体”展开时，第三条道路的目标对象远远超越了体制内主体。“第三条道路”的行动策略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之下展开，因而其他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也都成为社会组织要关注的目标对象。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要回应的问题是：在社会治理的新局面之下，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strategy）是什么?由于缺少资源，在实践中，草根组织必须依赖与其他主体建立关联形成网络。因此，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可以更为具体的分解为以下几个问题：（1）草根社会组织会与哪些主体结盟?（2）草根社会组织与这些主体结盟所形成的是何种网络?（3）草根社会组织凭借什么特质/能力，可以与该主体结盟?（4）草根社会组织与该主体结盟从而形成网络的方法（tactic）或行动是什么?

（一）行动者与网络

社会组织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要介入社会治理，先要与之发生关联的行动者就是政府机构；草根社会组织会与地方的基层政府发生关联与互动。但是除此之外，一方面由于我国政府体制内特定的条块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都会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进行行动，因此草根社会组织还会与政府体制内的职能部门发生关联。所以在社会组织的行动网络中，必然存在基层属地政府（块）和政府职能部门（条）。除了政府系统之外，社会组织还需要与政府系统之外的社会主体，即组织的服务对象或“客户”，发生关联。一般来说，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为特定的公众。除此之外，社会组织还可能与媒体、专业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发生关联。但是，这些主体并非对所有社会组织“必须”互动或发生关联的对象；在行动实践中，社会组织会依照实际需要与上述主体结成网络。

那么，社会组织与各类主体结成的是何种网络呢?根据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的定义，网络指的是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在讨论社会组织的语境中，网络理论也被广泛地运用。

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学者们归纳并定义了多种不同的网络，而这些网络的概念、主体、功能、特征和结构也各不相同。例如，Marsh和Rhode提出了称为罗德模型（the Rhode's model）的政策网络分类法，将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政策项目实施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有的学者区分了政策形成网络和政策执行网络；政策网络和治理网络（governance network）等。当社会网络分析被应用于公共管理之后，学者们发展了更多具体网络类型，如信息交换网络、资源互换网络、共同信念网络、建议网络、正式协调网络等。这些分类有助于我们回答“何种网络”这一问题。首先，不同的网络是有区分度的，即通过网络的参与者、特征与结构，观察者可以区分不同的网络；其次，网络是多样的，同时目前对网络的分类没有共识；最后，多种不同的网络可以在同一时空并存。综上，提出有关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第一个命题：

命题一：在社会组织的运作中多重网络共存。

（二）资源与撬动资源的能力

在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进行互动的研究中，资源依赖理论最为广泛使用，资源交换也成为组织间关系的核心纽带。为了实现组织目标，社会组织必须与资源掌控者进行交换与互动，并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双方的资源禀赋来选择连接对象与策略。这里，有几点理论启示需要关注。首先，资源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指有形的具体的资源，如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可以指无形的资产，如声誉、关系、地位、信息、影响力。其次，大量的资源具有“专用性”或“权变性”（contingency）的特点，即某些东西在某种情境之下可以称之为资源，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不是资源；某些东西在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认知中是资源，而在另一些组织或个人的认知中不是资源。因此，资源的依赖、交换与利用是与对象和情境相匹配的。由此提出有关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社会组织会针对特定的结盟对象有目的地运用自身的资源。

众所周知，草根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有限。那么，当资源不足时，获取或撬动资源的能力便变得格外重要。这一点与商业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其实非常类似。社会组织会先把握已有的资源，之后使用这些现有资源，进一步开拓撬动新的资源；而新资源的开拓与撬动，又能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之下进一步巩固原有资源。从管理战略的理论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开拓者战略（prospector strategy）——寻得一处起点，多方借力以撬动全局，是资源匮乏的社会组织行动的关键。由此提出了有关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第三个命题：

命题三：社会组织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借力，撬动资源，从而进一步开拓合作网络。

四、基于田野调查的案例分析

A组织是由X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环保社会服务机构，注册为民办非企业。以“激发社区力量，传承生态文化”为使命，A组织关注L地区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一方面，在保护地周边社区开展生态教育、进行社区能力建设，提升居民生计；另一方面，在生计提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A组织成立于2014年；到2020年，它获得了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百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2016年度创绿家、欧莱雅中国创新公益项目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课题组在2020—2023年，对A组织进行了多次实地探访、对机构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对项目地和社区共管模式进行了追踪田野调查，对项目地的属地政府、职能部门、公众进行了多次访谈。这些访谈确保了本研究能够以“三角互证法则”（triangulation）为重要程序规则，来自多方面和多个研究者的多种资料证据， 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确保田野资料的真实性。通过这些数据的获取和方法的运用，这一部分全景式地刻画了A组织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开拓合作网络的行动策略与路径。

（一）与地方政府（块）结盟建立议题网络

与地方政府（块）实现合作，A组织主要的有以下几点做法。一是解决地方政府的工作难题，支持并帮助地方政府工作，成为真正的助手。

不能自己单搞一套，就我们干我们的，他们（地方政府）干他们的，这样是长久不了的。一定要考虑政府部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头疼的是什么，而我们刚好能解决他们头疼的事儿。这样他们（地方政府）也支持我们；而我们的工作也支持了他们（地方政府）。（访谈记录YSH1112）

二是要结合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对社会组织自身的项目进行调试化改造，打通两者的工作范畴，实现目标最大化的一致。社区共管的项目地在L地区，但多层级属地政府的工作重心略有不同。L地区乃至整个两河源流域进行了整体的区域规划，定位发展旅游业。更基层的青河县政府及其下的乡镇面临的直接挑战是扶贫。在这个多层级错落的工作重心之下，A组织积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并通过开发旅游资源提升农户生计，从而一举多得地契合了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需求。

三是在项目的启动落地和实施过程中，借助官方话语。从宏观的政策理念到具体的政策实施，社会组织都需要找到与官方话语相契合的题眼。当前，从宏观理念上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之一，A组织抓住这一关键，将自身的项目与行动纳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图景；从具体的政策实施上看，我国在2015年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并在九个省份进行试点。A组织所在的省份并不在首批试点之列。而A组织依托两河源地区丰富的旅游和生态资源，倡导资源保护性发展与利用，也为今后国家公园的试点打下一定的基础。在这些策略之下，A组织得到了属地政府的认同，顺利进入两河源地区，并在L地区Q县的江村布局了项目点。

通过上述行动，A组织的策略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政府部门想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 （访谈记录LF1114）。而A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的网络更类似议题网络，即多个不同主体针对同一议题实现联盟与合作。

那么，这一社会组织凭借什么得以与属地政府结盟呢?换句话说，A组织拥有哪些资源?在A组织与地方政府结盟的过程中，两方面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一，A组织作为一家草根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广泛地与公众的联系。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也是属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地方政府也在县乡两级建立了社区共管委员会，也设计了很多替代升级方案。“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有一些基因上的短板，比如牧民就觉得你是政府来的，是领导。你搞社区共管是安排我们干活儿呢。当然牧民也干，但他们心里总觉得这是服从领导的命令，不是我自己愿意干。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我们（A组织）更有优势。”（访谈记录ZH1118）同时，由于基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也很难一直盯住社区共管工作的推进。此时，A组织一方面能够长期关注并深耕社区共管领域，另一方面，能够自下而上地进行动员、示范、引领，从而在思想认识上给牧民带来改变。第二，A组织拥有专业资源。生态保护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性议题，它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这一点在两河源这样的生态脆弱地区尤为重要。A组织与当地林草局这一专业化职能部门的联系成为其与地方政府合作时的优势与资源。这一议题网络的形态如图1所示。

图1 与地方政府结盟建立议题网络

（二）与职能部门（条）结盟建立专业网络

政府的职能部门（条）关注具体的专业问题。A组织关注生态问题，直接对口的是环保和林草部门，为此A组织积极地与各职能部门合作。组织成立之初，恰逢当时的国家林业局要在两河源一带设置自然保护地，进行本地生态资源的调查。A组织通过承接政府项目的方式强化与职能部门的联系，并先后与隶属于省林业厅的国有林管理局进行了更为密切的专业领域的合作。同时，A组织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下属的环境教育中心合作，并得到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环保基金的资助。这些与职能部门的合作行为可以归纳为通过项目合作，成为职能部门的专业化助手。双方建立关联的基础是专业化，因此双方结成的网络可以被看作是专业网络。

那么，为何A组织能获得专业职能部门的青睐呢?这首先与A组织创始人Y女士的个人背景有关。Y女士在进入非营利领域之前，在省林业厅有过三年工作经验，之后又在林业学校从事林业的职业教育工作十余年。这些经历成为她以及她所成立的组织能够获得职能部门青睐的关键。一方面，Y女士拥有雄厚的专业背景；另一方面，“关系”也确实成为Y女士带领A组织成为开拓者的起点。

除了相对松散的政治关联之外，A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公众动员的能力，也使其在与职能部门结盟时拥有了第二个优势。在访谈中，Y女士提道：“我们的强项就是在怎么样调动社区的力量去参与。这个其实也是职能部门和我们合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怎么样让当地牧民参与进来。他们（职能部门）也有这个意识，但是缺方法，也不知道当地人应该怎么参与，他们比较常用的办法就是咱们自上而下开个会，但我们的进入、在沟通等方面就在专业性上会强一些，这对职能部门完成工作也有帮助。”（访谈记录YSH1112）

A组织的第三个优势在于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更灵活的跨界行动，积极协调资源，打通各方的行政壁垒。传统上，属地政府和职能部门之间是存在着行政壁垒的。如何协调条块关系也一直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难点和痛点。A组织以一种体制外的灵活身份，能够更自如地打破行政边界，联通各种信息。正如Y女士所言：“如果从对接资源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个桥梁。我们各方的需求和资源弄在一块，在实施中整体进行妥协。有点儿像和稀泥，但我们在中间是做一个平衡，最后呈现出来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结果。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乡政府有乡政府的诉求，保护区有保护区的诉求，村里面年轻人也有诉求，年纪大的又是另外一拨。职能部门推动项目的时候，不可能做得这么细，也很难方方面面都协调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访谈记录YSH1119）

由此可见，这一专业网络的打造一方面得益于A组织与属地政府的强关系，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其与公众的密切联系。借两者之力，A组织与职能部门结盟。这一关系的形成如图2所示。

图2 与职能部门结盟建立专业网络

（三）与公众结盟建立利益网络

A组织关注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保护区的公众成为服务的客户。A组织通过倡导和动员公众参与，实施社区共管推进组织目标，因此在行动中也必须与当地的公众结盟并建立网络。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A组织在与当地公众结盟的过程中大致完成了以下工作：第一，发展可替代生计，强调让居民从中获益。激发社区力量是A组织的使命之一。倘若项目的推进不能使居民获益，那么就难以动员公众参与社区共管，也难以激发社区力量。为此，在行动中A组织在动员牧民减少放牧涵养环境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可替代生计，让公众实实在在从中获益。比如，协调两河源自然保护区招聘的牧民担任生态护林员，既进行生态教育，推动公众参与，也能提高牧民的收入。A组织发展生态旅游，请社区的本地人当导游，教社区的人开民宿，将生计改善与生态旅游融为一体。A组织还深入挖掘了当地富有特色的本土产品，开发了黑肥皂项目、提升了手工馕的品质，同时积极帮助社区销售本土的牛羊肉。第二，在社区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并动员公众参与到社区共管的项目中。第三，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并提供技术支持。A组织并非一家组织在做事；它带动着社区的公众一起做事。为此，A组织成立了社区自组织，并有意识地对自组织的领导者进行能力培训与提升。以本地人为主体管理本地的生态，让本地人推动本地的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A组织不断地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并通过反馈进一步了解社区自组织的需求。

在与当地公众结盟的过程中，利益显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A组织的工作让当地的老百姓获益：收入有所增加，同时当地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而当地公众的参与和配合促进了A组织组织绩效的达成，也有利于其发展。因此A组织与当地公众形成了利益网络。

A组织能够深入社区并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并与之结成联盟，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是出身草根，A组织是一家正式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它的活动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接政府的项目，如前文所提的社区共管项目、社区生态调查项目等；二是在非营利部门或公益圈进行筹资，在A组织起步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A组织将这些经费注入了项目运营之中。资源的投入也使得A组织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在访谈中Y女士坦承：“牧民们看到我们把真金白银拿出来做这件事情，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是想做事的，至少我们不是来骗他们的。因此他们愿意跟着我们做事。”（访谈记录YSH1119）其次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背书。A组织能进入项目点实施行动，背后不仅仅有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许可，更有它们的鼓励和推动。A组织团队的项目协调人周女士说：“当地的老百姓很信任政府。我们最初进入J村（项目点），都是政府的人领着的。没有他们（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和协助，我们作为外来组织是比较难进入的。但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就不一样了。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很支持我们，他们也就比较信任我们。”（访谈记录ZH1123）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A组织有着一定的来自政府与公益圈的支持，才获得了来自公众的信任，并顺利与之结盟，形成利益网络，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与公众结盟建立利益网络

（四）与其他社会部门结盟建立信念网络

如前所述，A组织的行动获得了其他社会部门的支持和资助，这无疑成为A组织的第四重网络，而在资助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首先，A组织与资助方开展了项目合作关系。除了社区共管，A组织还承接了吐鲁番的坎儿井保护项目、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少数民族妇女就业技能提升项目。其次，除了以项目之外，A组织也积极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业务交流学习，例如与观鸟会和荒野自然进行公众自然教育，参与了西北社区营造学习网络，交流西部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村社工工作的经验、问题等。

那么，在社会工作这一领域中，A组织是如何获得信任，并与众多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的?在访谈中我们发现A组织入圈的路径是：先是通过学习进入公益领域；随后在业务量尚小的时候围绕机构的核心人员进行形象和能力建设，承接小项目；之后逐步以项目和成绩立足，进一步发展声誉。2013年，A组织的创始人Y女士供职于救助儿童会，在这家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中参与了众多项目，系统地学习了社会组织的运营。之后，Y女士结合在社会组织和环保系统的关联，创立了A组织，并带领这一组织进入更大的公益圈。此时Y女士的目标是“首先把A组织的形象树立起来”（访谈记录YSH1006）；“都是系统内的熟人，大家认识我，但是A组织没多少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机构成立前三年能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机构，知道我们的理念，知道我们专注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然后愿意先合作一些小项目。大家都关注环境保护，知道你在这个领域是认真做事的人，也愿意合作。”（访谈记录YSH1112）

可见，当A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发生关联时，强调了专业性和共同的理念。在这之后，各个组织的工作既实现了各自的组织目标，也更推动了生态环保领域社会组织的共同目标。因此，这一网络以共同的信念为黏合剂，更类似倡导联盟，是一种典型的信念网络，具体如下图4所示。

图4 与其他社会组织结盟建立信念网络

（五）案例小结：以A组织为经纪人（broker）的行动网络

作为一个草根社会组织，A组织要履行职责践行使命，必然要积极拓展行动空间，与其他主体结盟，形成以己为中心的网络。通过对A组织拓展网络和行动空间的全景式刻画，这一案例回答了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同时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命题。

首先，从整体来看，A组织作为网络经纪人，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组成了一个行动网络。但细分之下，这一行动网络事实是多重网络的叠加。A组织与属地政府结成议题网络；与职能部门组成专业网络；与公众形成利益网络；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成信念网络。这四重网络在A组织的网络布局中同时存在。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命题一。

其次，A组织在建设这些网络中，使用了不同的资源，释放了不同的信号。针对每一种结盟对象，A组织所使用的资源是不同的，具体呈现如表1所示。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命题二。

表1呈现了对A组织这一案例的总结；也是对前文四个研究问题的呼应。具体来看，（1）草根社会组织会与哪些主体结盟?（2）草根社会组织与这些主体结盟所形成的是何种网络?（3）草根社会组织凭借什么资源，可以与该主体结盟?（4）草根社会组织与该主体结盟从而形成网络的方法（tactic）或行动是什么?

表1 A组织的行动网络

最后，A组织建设培育和发展自身行动网络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开拓者战略。作为初创的草根组织，A组织总体是缺乏资源的。此时A组织抓住了一个起点，即创始人Y女士之前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非营利领域中的工作经验。A组织“利用”这一关系，借力撬动了其他资源。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获知，借由职能部门的信任与支持，A组织才获得了属地政府的支持；借由属地政府的支持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资助，A组织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而这一借力行为也在另一个方向同步展开，借着其充分接触公众并与之结成的关联，A组织也获得了属地政府的信任和职能部门的支持；其与职能部门的关联和对当地的深切介入帮助其在公益圈获得了资助。在这个过程中，A组织看似分别与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建立联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多方借力的过程。最终A组织布局了以己为中心的经纪人网络（broker network）。图5呈现了多个网络关系借力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在这一借力关系中，多重网络进一步交互叠加。单一的网络特质被多种网络特质稀释。例如，在联盟中A组织也与条块政府形成了激励共融，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中融入了共同的利益驱动；而生态保护的公共价值也被塑造完善，A组织与公众结盟形成的利益网络也融入了信念与价值。

图5 借力而成的整体行动网络

五、从田野回归理论

本研究通过历时两年的田野考察，多轮深度访谈，刻画了A组织这一草根社会组织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拓展行动空间，并逐步践行其使命价值的过程。研究发现，A组织在行动中要与不同的主体结盟，而与每一个主体的结盟，A组织都有针对性地使用特定资源，发展出一套特定的行动方案或话语体系。同时，A组织还会相互借力，其与某一个行动主体的联盟同时会成为其撬动其他行动主体的资源。以A组织的行动策略为微观基础，本研究提出了草根社会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行动网络时的策略，同时提出了该行动网络的一般性意义。从策略上看，草根社会组织会通过既有资源，从多个主体处借力，开拓与发展更大的行动网络；而这一行动网络内部又包含了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的多重网络。这一结论包含了更多的理论启示，以下将分别进行阐述。

（一）“借力”的理论阐述

毫无疑问，A组织的组织目标在于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组织与属地政府、职能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公众形成了行动网络。立足于A组织这一草根组织的视角，这一行动网络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个体中心网（ego-centric network）。而同时，A组织多方借力，以非正式的形式建立这一网络，并对网络中的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资源共享等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因此从功能上看这是一个经纪人网络。“借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资源依赖。在从A组织的案例来看，借力又拥有超出“资源相互依赖”的理论内涵。

第一，借力是什么?借力即为互惠；而联盟或者网络的建立与发展一定是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当前，大量有关社会组织或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强调了行动网络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社会组织推动和发展行动网络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通过对A组织的实际调研，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联盟或网络关系中的各方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为此，社会组织作为其行动网络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不仅需要考虑其自身在行动网络中的成本与收益，也要将其他行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纳入通盘的考量之中。只有所有网络中的主体得大于失时，社会组织才有可能与之形成相对稳定长期的网络关系。因而，借力保证了所有主体都能加入这一网络。

第二，凭什么借力?能够进行借力，是由于形成联盟的多方有着资源，甚至潜在资源的交换关系；通过资源的交换能够形成互相借力。例如在A组织的案例中，其所拥有的与职能部门的关联成为一种资源，而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属地政府需要完成的工作；拥有职能部门资源的A组织可以协助属地政府完成工作，从而获得了属地政府的青睐。或者说，由于A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属地政府认为它是“有用的”，也愿意与之结盟。在这里，A组织真实拥有的资源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这一资源是无形的。但是，在实际的网络形成过程中，资源未必是“真实拥有的”。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以网络关系为最终结果的市场中，各个主体的目的是实现与它者结成网络，而各个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则成为市场中的流通品。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主体拥有多少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它者相信该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真实情况是一个社会组织可能缺乏资源，但在与其他主体的交往互动中，该社会组织传递出自己拥有大量资源这一“信号”。当这一信号被其他主体所察觉并相信时，该社会组织，尽管其并未真实完整拥有这些资源，也会被认为拥有这些资源，即市场中的“流通品”。因此，在网络建设中的“资源”，与“权力”一样；其本身有无并不重要，它者对其的感知（perception）才重要。从实践上看，社会组织只要建立起“拥有特定资源”的形象，同时发出可信信号，依然可以进行借力。因此，借力是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之下对其的延伸与发展。

第三，借力是否有具体的章法和程序?从过程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在充分调动自身的资源或潜在资源结成网络时，需有一个可信的“起点”；在“起点”之后，借力撬动各方资源以实现网络拓展事实上发生于一个黑箱之中。在黑箱中，网络经纪人依情势而权变行动，并无一以贯之的时序路径或章法。以A组织为例，在拥有了与职能部门的关联之后，它可以同时以此撬动与属地政府和与公众的关联。它与属地政府的关联继而会哺育促成它与公众的关联；而与公众的关联也可以推动它与属地政府的关联。因此，“互相借力”在现实中是一个权变的过程。

第四，借力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回归到经典的“结构洞理论”。当某些社会主体彼此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或关系间断时，便在网络结构中出现了结构洞。此时，处于这一结构洞中第三者就拥有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可以实现对各方的连接。大量研究非营利组织网络行动的研究也以此为理论基础。但问题是，如何使社会组织落入结构洞之中呢?答案是“向各方借力”。职能部门难以获得当地的实际情况；属地政府在生态涵养领域的专业性有欠缺。此时，相互借力的A组织就能占据两者之间的结构洞，连接两者构成网络。

（二）社会组织研究的启示与方向

本文以个案的方式，深度刻画了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行动网络开拓与建设之路，并以案例呼应现有对非营利组织社会网络的分析。在社会治理中，非营利组织是市场部门和政府机构的有益补充。作为第三部门，它必定要与其他部门的主体形成关联，结成网络，实现行动。因此，通过社会网络对社会组织进行分析，已经是社会组织研究的主流分析视角之一。但在这一视角之下，大量的研究仍然隐含着两个先验性的假设：一是都把社会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看做是给定的（given）和外来的（exogenous）；二是依旧遵循黑格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假定社会组织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特别是政府部门，尽管不是敌对的，但仍然是对立和相对紧张的，例如Teets的研究。

当前，在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变革之后，在对A组织进行微观深入的透视之后，本研究也提出两条未来有关社会组织研究的路径和关注点。

第一，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应彻底超越国家中心论，并给予社会组织及其自主性与能动性更多的关注。从微观的视角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精细，社会组织并非治理过程中的外来者，而是内生于我国的社会治理大背景之下。此时，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它们要脱离这一背景；相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社会组织会运用自身的既有和潜在资源，通过多方结盟，搭建多重网络，从而管理其自身的工作环境，以便更好地实现其使命与目标。在这里，社会组织与其所处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一个经典的“行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关系模式。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部门和公众的互动过程来管理其自身的工作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组织自身也获得了能力的增长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因此，以建构主义的视角，从微观关注社会组织在行动中的成长，从宏观思考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未来研究的一条可能的路径。

第二，要把对人的研究重新带回社会组织的视野中。目前，大量的社会组织研究要么是结构视角，要么是组织视角。通过对A组织三年来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人”在社会组织的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借力撬动资源时，固然可以以“潜在的资源”示人；但社会组织不能只是一个空壳或一套思路，它至少要有一个坚实的起点作为“启动资源”或“原始资源”。在本文关注的案例中，A组织的原始资源是其与职能部门和与公益圈的关联。而这两种关联，与A组织Y女士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可以说，之后A组织的历程都是以Y女士的个人经历为起点的。A组织在其行动领域中达成了阶段性目标，也获得了其他行动者的认可，拥有了协作性网络。但我们也需承认，这种以组织中个人经历与关联为起点发展起来的组织，其未来的命运依然脆弱，其行动也依然面临不确定性。当组织逐步壮大，多重网络逐步成型之后，草根组织也需要脱离基于个人经历的行动策略，寻求制度化的发展道路。但无论如何，对大量的草根社会组织来说，“个人”始终是其在起步时的唯一确定资源。这也充分体现了“个人”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长时间关注公共组织社会网络的学者Rhodes在其一篇文章里也呼吁：“将人带回网络研究中。”因此，当我们关注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宏大话题时，未来也应更关注这些起于草野的草根组织和每一个躬身于公共事务的体制外行动者。

（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