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慈善论纲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颖 (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士后

引用参考：[1]王名,王颖.社区慈善论纲[J].中国非营利评论,2024,34(02):1-31+307-308.DOI:CNKI:SUN:PFEY.0.2024-02-001.

【摘要】社区慈善是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动员社区内外资源，整合多元主体力量，以满足社区需求、提升居民福祉、增强社区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的一种公益慈善实践。本文以社区慈善的定义、分类及基本属性为起点，明确其地方性、协同性、公益性、动态性、参与性、可持续性的基本属性，并梳理了西方与中国研究中的关键理论观点。通过对比分析西方社区慈善的起源与发展、中国传统慈善及现代慈善的脉络及政策演变，揭示社区慈善在中西方语境下的异同及其独特作用。结合成都和顺德的社区慈善的典型案例，总结了我国社区慈善的实践特点与创新路径，探讨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资源整合、社会创新和关系重构功能。本文认为，未来的社区慈善将在制度化与专业化、数字化与创新驱动、从救济到赋权的转变、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结合等多个维度实现创新与突破，为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社区慈善；社区治理；社会创新

在当前社会及政策环境下，社区慈善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发展和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倡导共同富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背景下，社区慈善不仅仅是帮助贫困群体的手段，更是调动社会各方资源、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慈善法》及相关政策的出台，社区慈善在社会政策中愈发凸显其战略地位，成为连接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桥梁，推动社会创新和资源共享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慈善不仅肩负着改善民生的责任，还在促进社会公平、提升社区自治、加强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通过开展以社区为核心的慈善活动，推动社会力量向基层倾斜，不仅能缓解社会压力，也能提升社会成员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社区慈善的作用与发展路径，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社区慈善的定义、分类与基本属性

（一）社区慈善的定义

社区慈善是“社区”与“慈善”二者结合而成的现代概念，但绝非两者简单相加。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因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其内涵体现了慈善活动与社区生活的深度融合。

从词义上看，“慈善”一词源于佛经译典，其思想可追溯至先秦诸子的伦理哲学，强调“爱人”之道。但中国传统的慈善观既不同于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对神之爱”，也不同于现代公益的“对人之爱”，而是以家庭情感为基础的道德实践（周秋光，2019；伯姆纳，2017）。“慈善”一词作为现代概念，最早见于清朝末年的讨论，例如夫马进认为“慈善”作为“善举”的延伸词汇，可能由日本传入中国（夫马进、胡宝华，2006）。

“社区”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ty”，最早由中国社会学者吴文藻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提出，用以区别于“社会”。吴文藻在1935年的演讲中指出，“社区”指的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述，是基于地域的生活共同体。美国社会学者帕克认为，社区的特点是“地域内的相互依赖”，其成员因共同的生活基础而紧密联系（黎熙元，1998）。这为现代社区慈善奠定了地理和社会属性的基础。

现代社区慈善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发展而来的。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社区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场域（费孝通，2017）。社区慈善的提出，标志着慈善活动从关注个体需求逐步向关注社区整体福祉转变。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社区慈善展开了多角度讨论，国际上有学者认为，社区慈善不是一种组织形式，而是地方驱动发展的一种形式和力量，通过增强社区的能力和声音、构建信任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动员和汇聚本地资源，增进社区福祉（Hodgson & Pond，2018；Ahmad & Khadse，2022）。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社区慈善的定义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一些较为一致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社区慈善是基于社区，向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慈善活动（杨荣，2015），社区慈善不仅仅着眼于解决居民的具体问题，还通过动员社会资源，促进社区融合、改善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以及推动社会发展（李长林、张淇豪，2024）。从实践角度来看，社区慈善被视为一种集聚社会资源、解决社区问题的实践形式，其目标是促进民生福祉的改善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谢琼，2022）。一些学者则强调，社区慈善的核心在于志愿精神而非效率导向，认为它是普通人以小型、多样化的公益形式响应社区需求的体现（朱健刚，2015）。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组织化运作的角度，认为社区慈善应当融合社区发展与慈善事业，通过构建有机资源网络，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优化利用（谢中起、刘萌萌，2013；李宝梁，2007）。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的引导也为社区慈善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深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政部于2015年首次提出“大力发展社区慈善”的政策概念，《慈善法》也在同年明确规定了对社区慈善组织的支持与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普遍将社区慈善视为一种地方性、协同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实践，社区慈善的内涵既包括慈善的普适价值，又体现了地域社会的在地化实践。它以社区为核心单元，强调动员和整合本地资源，通过慈善手段改善居民福祉、满足公共需求和促进社会和谐。社区慈善不只是捐赠行为，更是一种推动社区自治和发展的机制。其强调的“社区”不仅是活动的地理场域，更是一种价值导向，意在将慈善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中，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其核心特征在于以社区为基础、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改善福祉和促进发展为目标导向。社区慈善是现代慈善理念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承载着传统慈善的伦理精神，又因现代社会的需求而不断演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慈善实践，社区慈善超越了个体施助的范畴，成为提升社区福祉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基于以上研究观点，本文将社区慈善定义为：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动员社区内部资源与整合外部力量，基于慈善目的开展的旨在改善居民福祉、满足社区需求、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推动社区治理与发展的公益实践。社区慈善具有地方性、协同性和公益性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源在地化、行动本地化和服务个性化，推动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多方主体协作，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慈善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扶弱济困，还强调通过构建公益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社会资本，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增强居民主体性。作为现代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实践的重要形式，社区慈善在实现民生福祉改善、促进社会和谐与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区慈善的主要类型

本文基于组织形态及运作模式，对社区基金会、社区慈善基金、社区慈善超市、社区志愿服务和社区慈善信托等类型进行概述，呈现社区慈善的整体发展框架。

1.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始于1914年的美国，是一种以特定地理区域为服务范围，通过多元化资金支持推动本地社区发展的资助型公益组织。其主要特征体现在服务范围的地域性、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以及作为公共慈善机构的特殊定位等方面（Sacks，2000；Carman，2001）。作为整合筹资与资助功能的创新模式，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捐赠人服务、资源整合中介和社区领导者三重职能（Graddy & Morgan，2006；Daly，2008；Millesen & Martin，2014）。国际经验表明，理想型社区基金会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本地，通过设立永久性捐赠基金形成稳定的资金池，以资助社区中的非营利组织应对多元需求，成为本地化公益的支持型组织（徐宇珊，2017）。截至目前，全球共有2241家社区基金会，覆盖70余个国家，显示出这一模式的强大适应性和广泛影响力。

在中国，社区基金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08年，深圳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其宗旨在于培育社区资本、完善社区服务，进而推动社区自治与善治。从2014年起，深圳率先开展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工作，通过降低注册资金门槛、提供政策扶持等措施，推动了社区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目前，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已达369家，覆盖多个省市。然而，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也展现出本土化特点，存在潜在挑战。例如，地方政府的行政驱动在推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治理机制不完善和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唐有财等，2019；胡小军，2023a）。尽管如此，社区基金会作为全球化影响下的社区慈善典范，在中国逐步发挥了以“保障、服务、协同”为核心要素的复合型功能（陈俊杰、魏娜，2023）。

2.社区慈善基金

社区慈善基金是一种非独立法人形式的专项基金，通常挂靠在地方慈善会或基金会下，以社区为服务对象，通过筹集社区资源、获得社会支持来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的改善和社区建设。这种资金池灵活轻量、门槛较低，适应了不同社区的发展需求，与社区基金会等传统慈善形式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操作性。根据成都市慈善总会2020年修订的《基金管理办法》，社区微基金的启动资金仅需3000元，这为基层社区参与慈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年来，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社区慈善基金发展。2020年，广州市番禺区发布指导意见，推动全区275个村（社区）设立慈善基金，实现基层慈善全覆盖。2022年，苏州市出台行动方案，提出2025年前实现村（社区）慈善基金全面覆盖。2023年，青岛市通过试行意见，支持有条件的村（社区）设立慈善基金，促进慈善资源下沉。这些政策降低了社区慈善基金的设立门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和规范资金使用，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管理机制上，社区慈善基金由慈善会作为托管主体，其发起方需与慈善会签订协议，明确基金的使用范围、存续时间和管理成本等具体事项。基金一般设立管理委员会，由村（社区）党支部、居民委员会、捐赠人、居民代表及社会组织等组成，负责资金的募集和日常管理。为了激励更多社区设立慈善基金，一些地方还创新了资金配比机制，慈善会会根据社区募集的资金额提供相应比例的资金配套支持。

社区慈善基金因其轻量化、灵活性和较低的设立门槛，在动员社区资源和促进基层公共服务改善方面展现出重要潜力。这一模式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机制和平衡灵活与合法的操作方式，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为基层慈善文化的培育和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效路径。随着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政策激励的深化，社区慈善基金将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公益服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社区慈善超市

社区慈善超市是一种以物资捐赠和销售为基础的社区慈善形式，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将销售收入再次用于社区公益活动。慈善超市起源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例如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ill）和英国的慈善商店。其主要模式是接收市民捐赠的旧物资，通过整理和销售筹集资金，用于为残疾人、失业者及新移民等群体提供福利工厂、职业培训及就业安置等服务（Horne，1998；Liu & Ko，2014）。

在中国，慈善超市始于2004年，上海普陀区开设了我国第一家慈善超市“长寿社区慈善超市”。同年，民政部发文推广这一模式，并鼓励结合社区捐助发展慈善超市。20多年来，上海一直在探索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和培育机制，希望使其成为立足社区的重要慈善载体，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慈善领域数据，目前上海共有232家慈善超市。慈善超市的主要物资来源包括企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运营资金由政府资助或通过市场化运作取得。在服务方式上，困难群众可持证领取免费物资或以低廉价格购买商品，其他居民则以正常价格购买，以实现慈善资金的循环使用。

慈善超市的发展高度依赖社区资源，与社区形成了共生关系，其资源来源和服务对象均以社区为中心。研究表明，慈善超市在嵌入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力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自我定位不清、资源吸纳能力不足和过度依赖政府等问题（徐家良、彭雷，2019；杨永娇、张蕴洁，2017）。近年来，为应对这些挑战，慈善超市逐步尝试通过互联网技术和社区嵌入式发展路径进行创新，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4.社区志愿服务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慈善的重要形式，其可追溯至19世纪初西方的宗教性慈善服务，后逐步演变为个人奉献爱心的实践。1989年，中国首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成立，推动了社区志愿服务的普及和发展。随后，民政部通过政策支持和全国性推广，将社区志愿服务纳入社区治理中，使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区志愿服务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截至2023年，全国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达2.32亿，成立志愿服务队伍135万支，实施了1127万个覆盖多领域的项目。

我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特征，主要包括行政推动型、居民主动型、组织承接型和统筹协作型。行政推动型依托政府资源和体制，围绕基层治理目标开展服务；居民主动型强调居民自发性，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组织承接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社区合作，由社会组织实施项目；统筹协作型则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培育志愿服务力量（黄晓星，2024：46～52）。此外，服务策略不断创新，包括项目合作式、岗位职责式和结对帮扶式等，显著提升了服务的针对性和效能。

社区志愿服务在满足居民需求、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作用显著，同时也成为推动基层治理和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随着政策支持的深化和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将在未来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5.社区慈善信托

社区慈善信托是慈善信托在社区慈善领域的具体实践，通过信托机制将资金或资产收益用于支持社区发展。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这一模式逐步推广，成为推动社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工具。根据《2023年度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截至2023年底，全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1655单，总规模超65亿元。其中，以“社区”命名的慈善信托达32单，虽数量不多，但正稳步增长（胡小军，2023b）。例如顺德社区慈善信托是规模最大的案例，由美的控股有限公司发起，初始财产规模达4.92亿元，用于支持佛山市顺德区的社区慈善事业。此外，成都市、舟山市等地也探索了以社区基金会为主体的慈善信托模式，杭州市则设立以培育社区基金会为目标的信托项目。这些实践展示了社区慈善信托在不同地域的适配性和创新性。

社区慈善信托的核心特点是为社区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通过专业化信托管理，该模式结合捐赠人意愿与社区长期目标，确保资金高效使用。同时，社区慈善信托为社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助力，推动基层慈善资源整合和可持续发展。尽管当前社区慈善信托备案数量仍较少，但其潜力巨大，与社区基金会或社区慈善基金的结合模式能够弥补传统社区慈善的不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需求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社区慈善信托正成为推动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和加强多方合作，该模式将在未来进一步发挥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为社区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三）社区慈善的基本属性

本文对社区慈善的界定吸纳了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当代社会治理需求，提出了一种动态性与实践性兼具的全新视角。从理论到实践，社区慈善展现出以下基本属性。

1.地方性

社区慈善以地理区域为依托，其活动范围和目标集中于特定社区的需求。这种地方性属性确保了社区慈善与社区实际需求的高度契合，不仅关注居民的物质需求，还通过满足文化、教育、环境等多方面的需求来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地方性使社区慈善成为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提升居民福祉的关键机制。

2.协同性

社区慈善的协同性体现在多主体参与与资源整合上，包括社区居民、社区组织、企业、政府等多方力量的协同运作。本文界定的社区慈善强调这些主体在资源动员、项目设计、服务提供中的分工合作，形成高效的协作网络。这种协同性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还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积累和外部资源吸引能力。

3.公益性

社区慈善始终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目标，其公益性贯穿于活动的动员、实施和反馈全过程。无论是捐赠、志愿服务还是资源管理，社区慈善都以满足社区公共需求、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导向。公益性是社区慈善区别于商业活动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能够赢得社区信任与支持的基础。

4.动态性

社区慈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动态适应性，其活动形式和内容随着社区需求、社会资源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本文强调，社区慈善通过在地化资源整合和行动本地化的方式，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社区需求，使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5.参与性

社区慈善是一个以参与为导向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公益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提升居民的主体性与社区自组织能力和参与的积极性。本文将社区慈善置于基层治理框架中，探讨其在社区治理能力提升中的实际效能，从实践层面强化其操作性。

6.可持续性

与传统慈善形式相比，社区慈善更注重长期发展。其可持续性体现在通过公益平台建设、社会资本积累和资源循环使用来维持长期运作，为社区注入持久动力。本文引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将社区慈善视为一项长效机制，旨在从制度层面推动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全面进步。

本文提出的社区慈善基本属性不仅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多元需求，也为社区慈善在实践中适应复杂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多主体协作，社区慈善成为连接基层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为构建和谐社区、促进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社区慈善的理论讨论

（一）西方相关文献综述

社区慈善作为一种地方驱动的公益模式，其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在西方得到了广泛关注，并成为推动地方社会发展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在理论层面，社区慈善可追溯至地方性公益实践，其关键目标在于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地方化动员，促进社区福祉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Hodgson & Pond，2018）。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权力的下放，即从传统慈善以精英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模式，逐渐转变为以社区为中心的自决模式，强调通过基层参与和自治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指出，社区慈善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支持的过程，更是一个培育信任、增强社区主导权和吸引基层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的多维过程（Harrow & Jung，2016）。这种模式为社区提供了赋权的新路径，体现了慈善事业从传统救济向赋权和协作转型的趋势。

在实施层面，社区慈善展现出了高度的多样性，其具体模式因地域和社区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美国，社区基金会被认为是社区慈善的典型形式，通过聚集地方捐赠资源，回应本地需求并发挥领导作用（Graddy & Morgan，2006）。社区基金会不仅筹集资金，还在地方发展中扮演了政策倡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种模式的成功在于其能够灵活应对地方需求，同时吸引多元主体参与。此外，社区慈善还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包括社区发展基金、联合劝募模式以及捐赠人建议基金等，这些形式根据社区的资源结构、文化传统和需求特征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慈善资源的作用（Hwang & Young，2022）。在全球范围内，社区慈善实践也呈现出从传统基金会模式向更加多样化和灵活的模式转变的趋势。例如，“千流基金”（Thousand Currents）通过长期灵活的资金支持，鼓励基层社区自主决策，以满足其实际需求，这一模式尤其在资源匮乏的社区中表现出色，为社区赋权提供了成功案例。

社区慈善与地方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地方经济结构对社区慈善的资源动员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多样性和社会资本的结合是提升社区慈善资源整合能力的关键（Paarlberg & Yoshioka，2015）。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可以为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和参与主体，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而过度依赖单一行业或资源则可能限制社区的自我组织能力，降低其抗风险能力。例如，当地方经济严重依赖某一大型企业时，尽管企业可能通过直接捐赠支持社区发展，但其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也可能限制社区自主性和创新能力（Lee & Marquis，2018）。因此，在发展社区慈善时，需要平衡地方经济多样性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确保慈善资源的公平分配与高效利用。

尽管社区慈善在推动地方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但其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传统慈善模式中以精英为中心的资源分配倾向可能在社区慈善中重现，从而限制社区主导权的充分实现（Viviana & Sik，2020）。这种现象在资源匮乏的社区中尤为突出，外部资金或组织的介入可能导致地方社区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缺乏话语权，进而影响慈善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其次，慈善资源的获取和管理方式往往受经济不平等和政策约束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使得社区慈善的发展受到多重限制（Paarlberg，2015）。资源匮乏、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地方治理能力有限，都是制约社区慈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建议通过多方合作和制度创新，为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首先，需要通过制度化社区领导力建设，增强地方社区的决策能力和自主性。例如，建立社区领导委员会或赋予社区成员更多的参与权，能够有效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治理能力（Hodgson & Pond，2018）。其次，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探索更加灵活的资源分配机制，将慈善资源与社区实际需求相匹配，避免资源浪费或不公平分配。此外，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进一步加强社区慈善与其他基层治理工具的协作，例如将社区慈善与社会创新、社区发展等机制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地方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在西方社区慈善作为一种嵌入式的地方治理工具，不仅是慈善事业与社区发展的结合体，更是社区赋能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实践框架。它通过权力下放、社会资本积累和资源整合，为社区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发展潜力。同时，社区慈善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展现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为全球范围内的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优化政策环境、促进多方合作以及推动制度创新，社区慈善有望在未来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我国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社区慈善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我国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政策实践中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围绕驱动力、资源动员、社会资本运用、基层治理功能及文化融入等多个维度展开，逐步形成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框架，既丰富了理论内涵，又为实践提供了指导。

在驱动力方面，研究聚焦于多元主体协同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机制，强调教育转化、增能、网络构建和政策影响等方式将多方力量整合，以实现第三次分配的目标（董丽叶，2022）。另有研究分析了“嵌合型动员”模式，探讨公益慈善如何在嵌入社区的过程中动员资源并激发成员参与，达到服务功能和社会联结功能的双重目标（俞思娴，2023）。这些研究拓展了对社区慈善驱动力的理解，强调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之间的互动。

在资源动员方面，社区基金会和慈善基金的作用机制和动员模式成为研究重点。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揭示了社区基金会在资源整合和共同生产中的效果，并指出其面临内部治理、政府干预和筹资能力等挑战（翁士洪、马晓燕，2022；胡小军、朱健刚，2017）。此外，制度环境对社区基金会筹资能力的影响也被进一步探讨（郭亮、周凤华，2024），提出了提升路径。

在社会资本的运用方面，研究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社区慈善发展的重要支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的不足被认为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王华凤，2023）。进一步研究则提出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提升社会资本利用效率的策略，推动社区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曹袁菲，2023）。

在基层治理功能方面，社区慈善被认为能够缓解基层治理压力、补充公共服务功能和推动制度创新。然而，“行政化”倾向、信任危机和资源衔接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其治理潜力（任晓见、汪来杰，2024）。研究也指出，基层政府推动社区慈善的动力主要来自缓解绩效考核压力和资源紧张的需求（曾令发等，2018）。

最后，慈善文化的社区化和农村社区慈善的发展成为研究的新热点。慈善文化的融入有助于提升社区信任、增强社会资本并推动社会和谐（石国亮，2015）。在农村社区，信仰、社会共识和制度被视为支撑慈善发展的三大要素，推动慈善文化本地化和情境化实践至关重要（聂洪辉、卓腮娇，2011）。

总体来看，社区慈善研究已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驱动力、资源动员、社会资本运用、基层治理功能和文化融入的多学科交叉框架。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社区慈善的多样化发展模式和复杂的运行机制，也指出了实践中的诸多挑战，包括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慈善活动的结合不足、农村社区慈善发展的滞后、信任危机的存在以及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探索不足等。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深化理论的同时，结合具体场景和案例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践分析，以推动社区慈善在基层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更广泛应用和可持续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和社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也为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实践智慧。

三 社区慈善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西方社区慈善的发展历史

社区慈善作为一种以社区为单位筹集和分配资源以促进社区福祉的社会实践，在西方社会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根据其理论与实践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从个人慈善到社区基金的雏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社区慈善的萌芽阶段，个人慈善家在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逐步形成了现代社区慈善的雏形。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包括个人主导的慈善活动、社区基金的创立以及社会问题驱动下的组织化实践。

这一时期的社区慈善高度依赖个人捐赠者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工业革命推动资本积累，富裕阶层（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通过慈善信托和专项基金为教育、医疗和贫困救助等领域提供资源。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提出，“富有的人应通过慈善事业促进社会的共同福祉”，这一理念成为个人慈善的重要指导思想（Paarlberg et al.，2020）。然而，随着社会需求的复杂化，个人慈善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难以应对社区层面的广泛问题。在此背景下，1914年克利夫兰基金（Cleveland Foundation）的成立标志着社区慈善进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克利夫兰基金通过“集中管理、合理分配”的理念整合个人和机构捐赠，创建统一资源池，并以专业化方式支持社区需求。这种模式显著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成为其他地区社区慈善的参考样本（Lee & Marquis，2018）。同时，地方性的“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开始筹集资金资助社会服务，其联合劝募模式为现代社区慈善奠定了基础（Potter & Grunfeld，1948）。19世纪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贫困、犯罪、住房短缺和公共卫生等问题，传统个体救济难以应对，社会需要更全面的解决方案。社区慈善逐步从个体施助转向以社区福祉为目标的系统性行动。慈善行为不仅体现了捐赠者的社会责任，也成为社区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的纽带，促进地方社会资本的形成（Paarlberg et al.，2020）。捐赠者通过慈善活动展示社会责任并赢得声望，同时推动社区成员共享资源，这种精神延续至今，成为现代社区慈善的核心价值观。

这一阶段标志着社区慈善从个人驱动向组织化发展的过渡。个人捐赠者的影响力和社区基金的创新实践促使慈善事业从零散的救助活动向制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克利夫兰基金的成功和社区金库模式的推广为现代社区慈善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方向（Hassay & Peloza，2009）。这一时期的社区慈善既是个人捐赠行为的积累，也是社会变革中社区需求与个人责任感相结合的产物，为西方社区慈善开启了新篇章。

2.扩展阶段——从地方筹资到组织专业化

20世纪中期，西方社区慈善进入扩展阶段。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制度环境的完善，社区慈善从萌芽阶段的个人主导模式发展为规模化、专业化的组织运作体系，吸引了更多企业和中产阶级参与。

扩展阶段的社区慈善展现出多样化资源整合、专业化管理推进和支持领域扩大的特征。这一时期，以“联合劝募”（United Way）为代表的模式通过整合企业参与、员工捐赠和公众资助，降低了对单一捐赠来源的依赖，同时提升了资金的稳定性和灵活性（Paarlberg et al.，2020）。企业直接参与成为重要推动力，不仅通过捐赠和资助社区项目提升社会形象，还通过员工志愿服务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慈善生态网络。例如，美国企业与地方慈善机构合作，将资源融入社区发展中，为后续慈善合作模式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社区慈善逐步从松散运作向专业化管理转型。慈善机构引入系统化的资金使用计划和项目评估机制，例如，社区基金会通过专业团队评估需求、设计资助项目并进行效果跟踪，显著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捐赠者信任。同时，税收激励政策和相关立法促进了个人和企业捐赠行为增长，并推动慈善机构的规范化运作，提升了公信力。社区慈善支持领域从救济性资助扩展至教育、文化、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社区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建设和教育项目，提高文化素养和技能，同时关注儿童保育、老年人服务和少数族裔需求。通过资金分配和资源整合，这些机构成为地方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此外，社区慈善不再仅是资源分配的机制，更成为地方社会资本积累的工具。通过多主体参与与协作，地方网络的联结性和信任水平得以强化。例如，联合劝募机构通过与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合作，为解决地方公共问题提供了新模式。这一阶段标志着社区慈善从地方化、个体化操作向系统化、专业化转型，为其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扩展阶段通过多样化资源整合、专业化管理和领域扩展，为社区慈善的长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社区慈善不仅有效应对复杂的社会需求，还强化了社区的内生发展能力，逐步成为地方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支柱，为后续阶段的创新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支持。

3.转型阶段——社区赋权与社会资本建设

20世纪后期，西方社区慈善进入转型阶段，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促使其从单纯的资源分配向社区赋权和社会资本建设转型。慈善组织的角色由“救济者”转变为“赋权者”，注重通过资源分配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强调社区成员的参与、自主性和责任感（Putnam，1995）。通过支持社区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和推动社会资本积累，社区慈善构建出更加动态和可持续的模式。

在这一阶段，社区慈善不再局限于满足短期需求，而是致力于增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例如，一些社区基金会资助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项目，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治理培训和项目执行指导，提升社区的决策能力和组织效率。此外，资源整合成为关键策略，慈善机构通过引入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多方资源支持社区发展。同时，参与式预算和社区主导项目设计等创新机制被广泛采用，以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并增强居民的决策权。多元主体合作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慈善组织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推动系统性社会变革。例如，美国一些社区基金会联合地方政府筹资建立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网络，提高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动。企业社会责任（CSR）理念的传播，为社区慈善注入了新的资金来源（Rooney et al.，2007）。一些企业通过“企业基金会”直接参与慈善项目，或通过员工志愿服务支持社区发展。这种合作模式扩大了社区慈善的影响范围，并奠定了企业与社区合作的基础。社会资本建设成为转型阶段社区慈善的重要成果之一。慈善机构不仅关注资源分配，还注重增强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要素，从而促进社区成员间的合作与互助。例如，社区基金会资助文化和艺术项目以增加居民联系和信任，强化社区凝聚力；通过文化节和志愿活动等社区参与项目，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资助地方领导力发展计划，培养社区内部的意见领袖；建设共享空间，如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为居民提供交流协作的平台。

这一阶段通过推动社区赋权、多元主体合作和社会资本建设，使社区慈善从单纯救济模式转型为复杂的社会治理工具。这种转型不仅增强了社区的韧性，还为解决系统性社会挑战提供了创新方案。社区慈善在转型阶段的实践经验奠定了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展现其作为推动社会网络建设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全球化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4.整合阶段——全球化与地方资源的结合

进入21世纪，西方社区慈善在全球化浪潮和社会需求多样化的推动下进入整合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融合、复杂社会问题的协作解决，以及技术驱动的创新模式。这一阶段社区慈善在应对新型挑战和推动系统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合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社区慈善通过建立跨国网络，实现资源、经验和技术的共享。例如，全球社区慈善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ommunity Philanthropy，简称 GACP）[5]于2013年由多个国际基金会和机构发起，推动全球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实践协作。此类网络使地方慈善机构能够汲取全球经验，应对气候变化和移民危机等全球性挑战。这种跨国合作模式拓展了社区慈善的影响力，使其在国际发展议题中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方面，社区慈善展现了应对能力。数字技术的渗透是这一阶段的另一核心特征。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区慈善机构通过这些工具实现精准的需求分析与项目评估。例如，美国的“社区影响仪表盘”（Community Impact Dashboard）通过在线整合健康、教育、贫困等领域的数据，帮助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评估项目效果，并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在线筹款也成为常态化操作，如“Give Local America”活动通过数字平台集中筹款，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在短时间内通过社交媒体汇聚，为地方慈善项目提供强大支持。这种在线募捐不仅提高了资源流动性，还扩大了社区参与度，推动了数字技术在社区慈善中的应用与普及。此外，慈善机构与科技公司及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等创新金融工具支持社区发展，扩大了资金来源与影响范围（Mohan & Breeze，2016）。这一阶段社区慈善更加注重赋权机制和自主性，强调以社区为主导的项目设计与执行。例如，资助“参与式预算”项目，让居民参与资源分配决策，增强归属感和实际成效。同时，社区慈善的角色呈现差异化定位，一些机构继续作为传统资源分配者，另一些则主动成为社会治理的变革引领者。例如，美国联合劝募系统（United Way）的“现代联合劝募”模式，通过联合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拓宽了社区慈善的功能和边界。

整合阶段的社区慈善通过全球化合作、技术驱动和赋权机制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还实现了地方资源与全球议题的结合。这一阶段展示了社区慈善在社会治理和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未来创新与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社区慈善的历史发展脉络

1.传统社会的萌芽期

中国社区慈善可以追溯到传统社会，其起源植根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宗亲伦理和邻里互助为核心特征，体现出浓厚的地方性和深厚的文化认同。儒家“仁爱”“以民为本”的思想为慈善活动奠定了伦理基础，佛教的慈悲理念和道教的扶弱主张进一步丰富了慈善内涵（董丽叶，2022）。这一阶段的慈善活动主要表现为以宗亲和地缘为纽带的互助模式，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帮助他人维系社会和谐。

在宋代，民间社会逐步发育，社区慈善开始在乡村和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乡村社区慈善主要以宗亲关系为纽带，常见形式包括义庄、义田等。北宋时期，范仲淹创办的苏州义庄是代表，不仅救济族人，还惠及乡里和亲友，其设立的《义庄规矩》对救助方法、数量和对象作了明确规定。这种规范化的慈善活动展示了乡村社区慈善的初步制度化倾向（周秋光，2019）。乡村社区慈善通常在“熟人社会”中展开，具有封闭性特征，帮助对象多为宗亲或邻里。与乡村相比，城市社区慈善呈现出更高的开放性和复杂性。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社区居民的结构较为复杂，血缘关系的作用减弱，陌生人之间的慈善行为逐渐增多。例如，临安城的商人在冬季捐赠棉衣、金钱救助贫困居民的行为，体现了城市社区慈善以陌生人为主要救助对象的特点（张文，2005）。此外，城市慈善活动在行业互助和医疗救助领域也表现活跃，为构建城市社会安全网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社区慈善在组织化和制度化方面取得进一步发展。小社区的善堂和保婴会等机构，借助邻里网络开展救济活动。有学者指出，清代的保婴会明确“十里为限”，通过限定服务范围强化了社区认同感和邻里责任感（梁其姿，1997）。慈善组织与社区的结合，既是宗亲互助的延续，也是地方社会精英主导社区事务的结果。

总体来看，传统社会的社区慈善以宗亲和地缘为纽带，强调熟人间的互助，其内涵既包括对亲属、邻里的救济，也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虽然这一阶段的社区慈善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体系，但其伦理基础和实践经验为后来的社区慈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资源。

2.近现代的探索期

近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了慈善事业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市场经济兴起以及西方文化影响下，慈善活动逐渐摆脱宗亲与地缘束缚，迈向更开放、更组织化的发展，为当代社区慈善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传统宗法社会结构受到冲击，慈善观念开始转型。传统慈善活动的主体从宗亲群体和邻里逐步扩展到地方精英、商会和行业组织等，这种变化使慈善活动突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而是更多面向陌生人群体（韩德林，2015）。例如，近代的善堂、义学、施粥厂等形式，成为社区慈善的重要载体，为城市中贫困人群提供教育、食品和基本生活救济。这一时期，慈善组织的建立成为社区慈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善会等机构通过设立孤儿院、义诊所等，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推动了慈善活动从自发性救济向制度化转型。同时，地方商会和行业协会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捐助教育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成为地方慈善的重要力量，为社区慈善的组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社区慈善吸纳了新的价值理念。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不仅推动了教育和医疗发展，还引入了“博爱”理念，丰富了社区慈善的思想内涵。此外，地方精英和政府也在社区慈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精英通过捐资设立图书馆、公园等设施，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政府则通过立法和政策支持，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在社会救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尽管这一时期的社区慈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存在局限性。慈善活动主要依赖地方精英和宗教团体，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需求；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也使许多慈善活动难以持续。然而，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慈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后来的社区慈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其特点在于从宗亲互助转向社会化救济，从熟人社会拓展至陌生人社会，并逐步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些探索为当代社区慈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现代社区慈善实践的重要借鉴。

3.改革开放后的重启期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对社区慈善给予了大力支持，重建了政策和制度框架。1982年《宪法》恢复了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的设置，重塑了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为社区慈善提供了基础平台。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概念，明确其定位在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此后，“社区”作为治理单元重新进入国家政策体系，为社区慈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官方主导下慈善事业的复兴，成为新中国现代慈善的重要里程碑。此阶段，政府推动设立大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团体，同时逐步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社区慈善活动，为现代社区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初步实践平台。社区慈善的具体实践以“社区服务”项目为主，初步探索了其在扶贫救济、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例如，一些社区自治组织带领居民开展助困救济、志愿服务和环境治理活动，成为社区慈善的早期载体。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等新型组织形式开始涌现，为社区慈善注入创新活力。这些组织虽仍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但形式日益多样化，为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慈善事业的复兴，其推动的扶贫项目和社区慈善活动为全国实践提供了样板。2004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提出以服务困难群众为核心，将慈善超市与社会救助体系结合。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发展社区慈善，建设“慈善超市”和捐助接收点，明确其为社会救助的重要补充，重点服务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这一时期，公众慈善意识逐步觉醒，居民收入增长和教育普及推动慈善认知从传统救济向现代公益转变。同时，国际慈善理念的引入和跨国合作的增加影响了中国社区慈善发展。一些城市借鉴国外社区基金会模式，探索以本地资源动员和服务本地居民为基础的社区慈善实践，为现代社区慈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这一阶段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诸多局限性。首先，社区慈善仍以政府主导为主，民间参与有限，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足。其次，社会资源的集中化使基层社区慈善资源稀缺，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此外，社区慈善的实践仍停留在基础的救济层面，缺乏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和法制保障。改革开放后的重启期是中国社区慈善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通过政策支持和制度框架的重建，社区慈善逐步从传统互助转向现代公益。然而，如何激发民间活力、完善资源分配和深化法治建设，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4.新时代的多元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区慈善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逐渐实现从传统救济模式向现代公益模式的转型，并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法律保障以及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关键因素。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捐赠行动凸显了公众慈善意识的觉醒，为社区慈善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社区慈善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2016年，《慈善法》的实施为社区慈善提供了法治基础，明确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可以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这一法律为社区慈善的合法性和规范化提供了保障，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多个地方性慈善法规相继出台，特别是在上海市的《慈善条例》中，专门规定了社区慈善的相关内容，强调其在促进基层治理和社会和谐中的作用。随着法律保障的逐步完善，新时代的社区慈善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社区基金会、慈善超市、社区志愿服务等形式逐渐涌现，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公益服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转型。通过“指尖上的慈善”平台，诸如“99公益日”等网络募捐活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参与度，还推动了慈善事业的透明化和专业化。技术赋能使得社区慈善项目的管理更加高效，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项目的可追溯性。

在基层治理的框架下，社区慈善逐步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区韧性的重要抓手。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了社区慈善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中的关键地位。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将公益慈善事业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此外，2023年修订的《慈善法》提出进一步鼓励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并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为社区慈善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国社区慈善的多元发展阶段体现了政策引导、法律保障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了社区慈善从传统救济向现代公益模式的转型。展望未来，社区慈善应进一步加强政策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多主体协作，以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为驱动，提升服务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完善治理结构，社区慈善将在推动第三次分配和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 我国社区慈善的成都模式与顺德模式

（一）社区慈善的成都模式

1.成都社区慈善概况

成都市社区慈善以其多样化的模式和创新实践，在中国社区治理领域具有代表性。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领先的城市，成都在社区慈善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社区基金会、社区志愿服务、社区微基金、社区合伙人等多种形式，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社区慈善实践。近年来，成都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创新的推动下，形成了以资源整合、居民参与和社区治理相结合的社区慈善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成都社区基金会以其分阶段的发展路径和多元化资金募集机制，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社区基金会不仅满足了社区短期需求，还通过战略性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社区营造长效的公益生态系统。同时，成都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以积分制和时间银行为基础，提升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社区凝聚力。此外，社区微基金的引入强化了社区内外资源的整合，为基层社区的灵活治理提供了资金和支持。

2.成都社区慈善模式特点

成都市在社区慈善发展中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模式，以其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化管理和文化情感嵌入等特点，形成了独具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体系。以下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述其特点。

一是多元主体协同。成都社区慈善模式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政府在社区慈善的起步阶段起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制定、资源投入和机制设计，为社区慈善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保障。例如，成都市武侯区社区发展基金会通过政府倡导，将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和社区基金会结合在一起，共同设计和实施公益项目，形成了资源多方联动的模式。企业在成都社区慈善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例如，麓湖社区通过引入企业资源，资助社区环保和教育项目，同时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与社区公益事业的结合。此外，社会组织在慈善资源的使用和项目实施中起到重要作用，确保了资源的专业化分配和社区需求的精准对接。居民作为社区慈善的主要受益者和参与者，通过志愿服务、捐赠以及活动参与，激活了社区的内生动力。

二是制度化与规范化。成都社区慈善模式注重通过制度化建设确保慈善资源的高效使用和活动的可持续性。社区基金会的建立是制度化的典范，通过制定明确的运行规范和管理流程，为社区慈善提供了稳定的操作平台。例如，社区基金会设立专门的理事会负责资金的募集、管理和分配，确保每个项目的实施都符合社区发展目标。例如，2024年6月，四川省民政厅和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社区慈善发展指引（试行）》，从明确概念内容、责任主体、支持力量、资源募集、工作机制、监督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引导”和“约束”，为回答社区慈善是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样发展、如何监管等问题提供说明指南和实操手册。

三是本土化创新。在引入国际慈善理念的基础上，成都通过本土化改造开发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社区慈善模式。例如，时间银行作为一种舶来概念，经过成都的本土化实践后，与积分制相结合，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这种本土化创新兼顾了国际经验与地方文化，增强了模式的适应性。此外，社区微基金的建立是成都社区慈善的另一创新点。通过小额资金的设立和灵活使用，社区微基金支持居民自主发起小型公益项目，实现了社区内外资源的高效整合。例如，在青波社区，通过微基金支持居民组织开展环保活动，既增强了社区治理能力，又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感。

四是文化嵌入与情感认同。成都的社区慈善不仅关注物质需求，更注重通过文化活动增强居民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例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在推动社区慈善的过程中，结合地方传统文化，通过麓湖渔获节等活动和公益项目的结合，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参与慈善的机会，也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使社区慈善超越了单纯的资源分配功能，成为文化传承和情感联结的重要平台。通过文化的嵌入，成都的社区慈善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成都社区慈善模式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化管理、本土化创新、文化嵌入等多方面的实践探索，展现了其独特的创新性和高效性。这一模式不仅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活力，也增强了居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区认同感，为中国其他城市的社区慈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社区慈善的顺德模式

1.顺德的社区慈善概况

顺德的社区慈善以深厚的文化根基、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创新的治理机制为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以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为代表，顺德采用“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的双重模式，通过慈善信托提供资金支持，基金会专注推动社区发展。社区慈善通过立体式嵌入的治理模式，与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居民深度协作，实现资源整合与多方参与的良性互动。顺德还注重多元化的资源动员机制，通过小额资助、配比机制和冠名基金撬动社会资源，整合政府、企业和居民力量，构建强大的慈善生态。在广泛社区参与的支持下，顺德社区慈善提升了居民自助互助能力，促进了社区内生发展与治理能力提升，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其经验为其他地区发展社区慈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2.顺德的社区慈善模式特点

顺德的社区慈善模式具有显著的特色，体现了深度融合地方资源、传统文化与现代慈善理念的特质。

一是慈善信托与社区基金会的结合。顺德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采用“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的双重模式，通过慈善信托为基金会提供永续资金支持。这种模式确保了社区慈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基金会能够集中精力投入社区公益活动，而无须过多关注筹资压力。这一创新为其他地区的社区慈善事业提供了参考。

二是立体式嵌入的治理模式。德胜社区基金会采用“立体式嵌入”策略，与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建立紧密协作关系（蓝煜昕，2021）。通过深度嵌入地方社会治理体系，基金会在政策制定、资源动员和项目执行上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例如，与政府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强化了双方协同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模式实现了慈善资源与地方治理目标的有机结合。

三是双层社区慈善生态。德胜社区基金会打造了“双层社区慈善”模式。一方面，通过基层社区组织和福利会动员内部资源，促进社区成员的自助互助，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基金会作为平台支持上层的慈善资源动员和能力建设，通过资助和指导引导社区发展，避免外部资源挤占社区参与空间。这种“双层”结构有效地提升了社区自治能力和慈善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乡情与贤士治理相结合。德胜社区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强调乡情文化和贤士角色。理事会成员多为本地精英人士，以深厚的乡土情怀和高度的公共精神参与基金会治理。这种“贤士治理”模式激发了地方社会的认同感和道德感召力，增强了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与凝聚力。

五是多元化的资助与撬动机制。德胜社区基金会通过小额资助、配资机制和冠名基金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社区发展。例如，通过资金配比引导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及企业共同参与公益项目，形成资源整合与协作的强大合力。同时，基金会通过非限定性资助模式支持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推动整个地方公益生态的成长。

顺德社区慈善模式通过资金创新、结构嵌入和文化融合，有效提升了社区慈善的可持续性和参与性。其经验为其他地区发展社区慈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尤其在实现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有显著价值。

（三）案例比较

顺德和成都的社区慈善模式在资源整合、社会创新和关系重构功能上各有特色。以下从这三个功能出发，探讨两地的实践经验及其对基层治理的启示。

1.资源整合机制

成都社区慈善以社区基金会、社区微基金和志愿服务为核心，在资源整合中展现了更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政府为社区慈善提供政策支持和初始资源，社会组织通过多元化筹资和居民自主捐赠，形成了本地化的资源整合体系。例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在基金募集上采用公众参与与企业捐赠相结合的模式，同时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制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资源共享。

顺德社区慈善以“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的双重模式为基础，形成了稳健的资源整合体系。慈善信托为社区慈善基金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基金会则通过小额资助和配比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社区慈善覆盖全域，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引导激发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动力。例如，顺德的德胜社区基金会通过政府主导搭建合作平台，整合了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的资源，实现了社区需求和社会资源的精准匹配。

对比分析，顺德以政府主导的结构性整合为主，通过政策配套和资金保障扩大慈善的覆盖面；而成都强调社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通过多元主体协作实现资源精准匹配。顺德的优势在于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成都则在资源动员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上更具活力。

2.社会创新

成都社区慈善在社会创新中展现了更多的实践探索。例如，社区微基金支持居民自主发起小型公益项目，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时间银行和积分制的引入，不仅提高了志愿服务的参与率，还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服务与奖励的智能化匹配。这些创新机制增强了社区内生动力，推动居民从资源接受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主动贡献者。

顺德的社区慈善通过“贤士治理”与乡土文化相结合，在治理模式上体现了社会创新。德胜社区基金会创新性地嵌入地方治理体系，与基层政府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推动慈善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此外，通过发展冠名基金和创新型资助方式，顺德探索出了慈善资源精准配置的创新路径。

对比分析，顺德的社会创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与治理机制的优化，通过结构化创新加深慈善与治理的融合深度；而成都在基层层面的创新更加灵活，强调居民的参与性与自主性，为社区慈善注入了更多活力。

3.关系重构

成都社区慈善通过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和公益项目增强了社区成员的情感认同。例如，麓湖社区的文化节庆活动不仅加强了居民间的情感纽带，也通过活动平台促进了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深度互动。积分制和时间银行的实施，使得社区内部形成了互助和支持的社会网络，提升了居民间的信任和互惠意识。

顺德社区慈善在重构地方社会关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基金会的贤士治理和文化活动，顺德强化了社区内部的情感联系和社会信任，尤其是在居民与地方精英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此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联动合作，构建了多主体协作网络，使社区慈善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纽带。

对比分析，顺德在关系重构中更注重通过文化和制度化设计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网络，强化社区内部的伦理与信任；成都则通过参与式活动和灵活的服务机制构建社区成员间的日常联系，增强社会资本的动态流动性。

顺德与成都的社区慈善模式分别展现了以稳健资源整合、结构化社会创新和长期关系重构为特点的实践经验。顺德更强调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与可持续性，而成都通过居民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实现了更高的参与性和灵活性。这两种模式各具特色，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未来，其他地区可结合顺德的顶层设计与成都的基层活力，探索更加平衡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以实现资源整合、社会创新和关系重构的多重目标。

五 面向未来的社区慈善发展

随着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社区慈善在推动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创新以及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日益展现出其深远的影响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社区慈善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援助，它还在社会结构、文化重塑和公共利益推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社区慈善的发展将面临重大的机遇与挑战。借助于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科技进步，未来的社区慈善将在多个维度实现创新与突破，以推动社会公平、优化基层治理并促进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制度化与专业化是社区慈善发展的关键方向。随着社会对慈善事业规范化的要求日益增加，社区慈善的制度化建设和专业化发展将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制度化不仅能确保慈善活动的合法性与透明度，还能够推动慈善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公平分配。具体而言，完善的顶层设计、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对慈善组织管理的标准化要求将有助于提升整个慈善领域的运行效率和社会公信力。例如，通过建立更加规范的慈善组织结构和项目管理流程，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提升服务质量并增强公众信任。与此同时，专业化发展通过培养专业人才、引入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以及建立科学的资源评估与反馈机制，能够有效提高社区慈善的服务质量与运营透明度，为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第二，数字化与创新驱动是社区慈善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手段为社区慈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未来的社区慈善将更多依赖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服务质量以及增强信息透明度。数字技术能够精准匹配社区需求与慈善资源，实现对慈善项目的实时监控与评估，并使资源的流动更加高效与透明。如，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在线慈善平台、应用数据分析优化资源分配、采用区块链技术确保资金的透明流动等手段，社区慈善将能够更高效地运作，并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与动员。同时，数字化手段的引入有助于解决传统慈善模式中信息不对称、资金滥用等问题，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公众参与度。

第三，从救济到赋权的转变是社区慈善提升基层治理的路径。未来的社区慈善将在推动社会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赋权与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赋权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提升社区成员的自主性与决策能力，帮助他们从单纯的“受益者”转变为“治理主体”。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尤其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社会自组织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社区慈善可以通过支持社区组织建设、加强居民自治和推动社会参与，增强社区的内生动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此外，赋权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社区的治理水平，还能有效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增强社会成员的责任感与归属感，促进社区活力的生发。通过这种方式，社区慈善不仅仅是救助贫困和解决即时需求，更是促进社会结构性变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四，社会资本积累是社区慈善提升社区凝聚力的关键。社区慈善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成员之间信任、合作和共享资源的体现，是提高社区凝聚力和推动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社区慈善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成员的参与感、责任感和归属感，进而推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的形成。如，通过组织志愿服务、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建立社区支持网络等，社区慈善能够在增强社区成员之间联系的同时，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为社区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支撑。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能提高社区在面对社会挑战时的适应能力和韧性，还能促进社会合作，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第五，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是社区慈善发展的创新路径。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社区慈善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本土实践，更应具备全球视野。未来的社区慈善应在跨国合作与知识共享中汲取经验，同时根据地方文化、社会需求和经济特点，探索适应本土需求的创新路径。全球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视野和资源共享的平台，而本土化则确保慈善活动在具体实施中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中国社区慈善应在参与国际慈善合作、引入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如城乡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慈善模式。例如，可以在农村地区结合传统的乡村互助文化，推动社区内部自我支持系统的建设，形成与地方社会和文化相契合的慈善网络。这种结合将推动社区慈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同时确保其在本土实践中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未来的社区慈善将在制度化与专业化、数字化与创新驱动、从救济到赋权的转变、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结合等多个维度实现创新与突破。通过这些方向，社区慈善将在促进社会公平、优化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创新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的社区慈善不仅仅是应对社会问题的工具，更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这些努力，社区慈善将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未来。

*参考文献和注释详见原刊。

*论文已同步上传中国知网，欢迎下载原文阅读。

（来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