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6个“国际减灾日”，《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正式发布《中国民间救援队案例研究》报告。

“民间救援队”——在社会领域，公众和媒体常将他们视为“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在参与救灾的基金会眼中，他们是能够在灾后第一时间深入救援现场的合作伙伴；在国家应急管理体制中，他们被称为“社会应急力量”，是国家救援队和专业救援队的有效辅助；在国际救援行动中，他们是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

2024年-2025年，《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启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案例研究”，研究团队采用滚雪球的方法筛选调查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研和深度访谈，最终对10支特色鲜明的民间救援队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案例分析，以反应民间救援队的不同定位和发展模式。

今天研究院特别邀请其中9位民间救援队的队长及基金会创始人进行同题访谈，他们成长于不同年代，有60后也有80后，有着多元的职业和社会背景，包括私企老板、退伍军人、全职妈妈等，却因为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于民间救援事业。

以下是同题访谈实录。本文全长约11000字，阅读时间约25-30分钟。

01  “愿为急难险搭把手”

一问：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参与民间救援的？动机或初心是什么？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的性格比较自负，有点英雄主义情结，平时生活中遇到任何急、难、险，都愿意搭把手。第一次参与救援是2010年的玉树地震，我听说灾情严重，就带着我儿子、我工厂的经理和挖土机手一起过去了，随着民间救援的兴起，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多了。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队长 郭伟：我喜欢玩户外，许多救援队都是从户外团队出来的，在户外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些参与民间救援的朋友，2016年江苏阜宁发生龙卷风灾，我第一次参与了民间救援。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我曾经有服役经历，喜欢帮助别人，希望参与真正接地气、为社会做实事的组织，在2014年第一次参与民间救援。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我很想为震区做些什么，但当时我没有能力。2010年，我从玉树地震的新闻报道中知道了民间救援队，觉得做这件事挺有意义。2010年6月5日，太原市阳曲县发生地震，通讯一度中断，所有人都跑到马路上，当天我就把原本给小孩们捐衣服、书包的群改成“救援队筹备群”，第一批队员有13人，都是我的朋友、爱心人士和网友。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从2018年开始参与救援队伍建设，我们团队的行动原则是“谨慎评估、谦虚做人、低调做事”。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我受团队委托带队，第一次参与一线救援。当时我们自认技术、装备还有很大不足，但到了现场后发现，我们的救灾准备在众多队伍中已经算是很充分的了，由此可见社会应急力量的发展起点很低。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我以前是个普通志愿者，做输送物资的工作，但我总觉得这样还不够，不能真正帮到受灾民众。2012年，北京遭遇“7.21”特大暴雨，从那时起，我接触了各种救援队伍，学习了各类技能，由此进入了这个领域。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2008年，我和驴友在成都集合，准备前往西藏，此时汶川地震发生了，我们商议后改道前往震区。在汶川期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包括精神崩溃和心理创伤，有两个伙伴回家之后就入院治疗了，我也经过了长时间的恢复，并且一直在思考未来的方向。查询了很多资料后，我们了解到救援团队这种社会组织，于是在2009年（开始筹备）建立了自己的救援队伍，取名“曙光”，寓意“黑夜过去，曙光升起，带来生的希望”。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最早接触应急救援是在2003年，当时我是户外爱好者，对深圳周边的山野情况比较熟悉，经常和其他山友参与户外意外事件的搜救，逐渐就接触到了民间救援。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和山友们自发组织了深圳山地救援队，在登协组织下前往汶川、绵竹开展救援行动，我是第一批队员的领队，后来成为志愿者办公室的总协调人，开始建制化地带领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汶川的救援行动结束后担任了山地救援队的队长。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我参与民间救援的契机是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中国的应急救援领域存在空白，救灾救援的专业能力严重不足，解放军甚至用铁锹救灾，效率低下。我作为天使妈妈基金的创始人，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发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具备专业救援能力，还有完善的知识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民间没有的，这让我意识到成立专业民间救援队的必要性。从汶川回来，我就开始创办专业救援队，希望提升国内的专业救援能力，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救援服务。

02  “救援已成为人生的事业”

二问：你是全职参与救援队工作吗？如果不是，如何分配用于本职工作和救援工作的时间与精力？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有自己的企业，平时精力主要放在打理自己的企业上，遇到附近地区有救援任务就过去帮忙，大多数事件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解决，基本不会影响到企业事务。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我曾经从事贸易行业，也曾自己创业，从2017年起担任救援队队长，目前是全职参与救援队工作。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我是一名工程师，大部分业余时间以及年假都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我原本是全职妈妈，组建了救援队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救援队的管理和运营上，我的家人、孩子都认可救援工作的意义，很支持我的工作。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并不是专职救援人员，时间主要用在团队建设、技术培训和应急救援响应上。当一件事情成为人生的事业，大脑就自然而然地会将你的时间、精力分配好，特别是当自己在应急体系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舍小得而求大义。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在加入三一救援队之前，我兼职参与其他民间救援组织的工作，加入三一后，是以三一基金会救援队的身份全职参与救援行动。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我是退伍军人，曙光救援队的发展是我的事业，我们团队的价值和使命是打造一支纯粹志愿服务精神的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救援队伍。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我是利用空余时间兼职参与救援队工作，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要靠自己尽力做好分配和平衡。

03  “队伍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挑战”

三问：你认为担任救援队队长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救援是一本百科全书，要求队长尽可能多的了解应急知识，要有过硬的洞察力，才能准确判断现场。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最大挑战在于规划队伍发展方向和细致管理，一方面要为队伍指明前行的道路，另一方面还得筹集资源，包括资金、物资和人员。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最大的挑战来源于队伍内部，团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足以克服一切挑战和困难。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队伍规模扩大后，想要有序运转，就需制度化管理，并且保证团队稳定、合理分工与有效管理，同时还需要持续的资金、资源的支持和投入，来满足救援队对专业装备的需求，这是队长在队伍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团队的健康发展，比如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软硬件的备灾建设以及综合防减救能力建设，都存在挑战。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队长需要提前预判各种情况，至少把接下来两步以上的行动都考虑清楚，才能确保整个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团队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挑战。比如建队初期，我们没有场地、资金和装备，一度负债经营，但我和战友们始终坚定地并肩作战，无论遇到何种打压都从未轻言放弃，这也是我们的团队能成长至今的原因。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队伍的建设要求我们掌握救援技术以外的专业能力，比如要筹集资金、探索自我造血机制、培养专职人员实现持续造血，规范机构，同时规范机构运作，使其成为标准的社会组织等。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最大的挑战是要突破制度空白，创办新的模式，积累新的经验，也要解决治理难题。2008年之前，中国社会组织体系缺乏救援队这一法定门类，民政登记门类也没有相关类别，在注册过程中我经历了反复探索，最初按社团模式（需50名发起人）筹备材料，后转向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2010年成立了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救援队发展过程中，每次筹资都遇到了很多困难，只能和壹基金、红十字会、乡村发展基金会合作，但这三家组织缺乏救灾专业基因，因此很多装备基础训练和支撑都不够。同时，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应急管理部，这些都要求民间救援在国内需下沉本地化服务，在国际需构建新型援助能力。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成立一个基金会非常有必要，于2018年成立了平澜公益基金会，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基金会人员，一部分人从事应急工作，另一部分人从事外交工作，目前在全球设立十余个海外办公室，并且有长期的应急领域项目和工作团队。

04  “像救援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救援”

四问：你在应急救援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或挑战是什么，或者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没有太多困难。作为队长，我主张做自己擅长的救援工作，且在技术、设备和人手等方面都要满足条件。我不会让队员贸然参加对他们而言太过冒险的救援行动。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我印象最深的是2023年参与的三次救援。年初，我们响应叙利亚和土耳其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拓展了团队的认知，也深刻感受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救援的意义。第二次是7月的京津冀水灾救援，我们开展了39天的救援行动，完整参与了生命救援、物资转运、船艇修理、环境消杀、清淤等全环节，也获得了应急管理部的集体三等功。还有12月的甘肃积石山地震救援，青海震区与甘肃积石山仅相距一公里，但关注的人很少，我们经过研判，第一时间前往青海，将很多消息传递给外界。这三场救灾行动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成长，我们见识到和学习到了很多事情。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足的资金，看见先进的装备只能无力地叹息和羡慕。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2023年河北涿州水灾救援令我印象深刻。由于近年洪涝灾害频发，很多救援队都储备了大量的冲锋舟等物资，在涿州水灾救援中，这些储备物资发挥了巨大作用，很迅速、顺利地转移了受困群众，也体现了民间救援队在应急响应和快速行动方面的优势。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们日常训练的场景设置和难度远远超过了救灾响应现场的难度，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没遇到过困难和挑战，这也是我们17年来上千次生命救援保持零伤亡的秘诀。在训练场地的选择中，我们强调“在最危险的地方进行最安全的训练”，主张“今天像救援一样训练，明天像训练一样救援”的理念，每次救援结束之后都要进行复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救援行动中，一位父亲找到我们，说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请求我们救援。孩子所在的一楼坍塌后变成了地下室，我们只能从二楼拆除，花费了很大精力，最后发现孩子已经被房梁压死了，但身体柔软，说明孩子不久前还活着，现场所有人都崩溃了，非常可惜，这件事情比挖掘出僵硬遗体给我们的冲击要大得多。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汶川地震救援中，极端环境下的情绪刺激、精神压力以及疲惫感，是我最深刻的体验，也让我深刻意识到没有专业化装备、技术和经验，真的无法开展救援工作。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每次救援行动遇到的困难和所发生的灾害场景都不同，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于国内的救援工作，国际救援要面对的情况更为复杂，包括语言、陌生环境、后勤保障、政治风险、国际规则等方面都需要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队长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和更多的工作。

05  “队长的首要职责是将队员安全带回”

五问：如何面对和处理队员在救援行动中受伤和牺牲？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们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受伤事件。救援技术到位、防护准备充分以及队长对现场情况的判断准确，出事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如果队长一头热、判断错误，队员出事的几率就很高。如果遇到不可控因素导致队员受伤，不管是赔钱还是担责，队长必须得兜底。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我们队伍一直把队员的安全放在首位，不会盲目地往最危险的地方冲。日常的训练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执行的多是辅助性的任务，危险性相对较低。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我们常年持续进行培训，让各岗位任务烂熟于心，成为本能反应，降低事故概率。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队员的伤亡是个极其严肃且必须极力避免的问题，在救援行动中，要首先考虑队员的安全，应有合理的分工和正确的指挥，不能仅靠一腔热血盲目往上冲。在日常的训练中，我们注重提高队员们的安全意识，会再三强调操作安全、环境安全，才可以进行实操。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首先，团队在备灾阶段就向救援队员灌输思想，让大家知道一旦出现伤亡，自身和团队的损失都是不可弥补的；其次，为所有救援人员购买两种以上的保险，为可能出现的漏洞准备好补丁、备份；第三，如果发生受伤事件，我们用保险来应对、团队资金来保底，解决队员的后顾之忧；最后，要让队员知道，如果真的发生死亡事故，即便有保险赔付和团队资金支撑，我们的团队也将不复存在。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队长的主要职责不是救援，而是将队员安全带回。在可以预见风险的情况下仍然让队员执行，是决策指挥有问题，不是队员操作上的问题。在心理健康上，每次救援行动回来，我们都会进行情景脱离的操作，在内部进行讨论，必要时还会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志愿者来给队员做心理疏导，帮助他们从救援现场的情景中脱离出来，避免心理受到过大影响。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我们建队之初就提出“4S”安全准则，即自身安全、队友安全、环境和群众安全、被救者安全。我们一直遵循安全准则，执行非常严格，多年来未出现过重大伤害和重伤，如果违背安全准则行事，该检讨检讨，该批评批评，绝对不讲情面，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救援行动中难免会受一些皮外伤，但没有太严重的受伤事件。心理健康方面，我们在挑选队员时会进行心理测试和心理压力测试，救援行动结束之后会进行情景脱离、心理评估，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持续跟进。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队员受伤或牺牲后的善后工作经历了从个人化援助到体系化保障的演进过程。早期，一方面通过救援队队员自发筹集资金，延续战友情谊，另一方面通过基金会捐赠或资助，作为伤病队员或遗属的医疗费、生活补助等。后来，我们推动制度化保障体系建设，借鉴西方“好撒马利亚人”精神，推动《民法典》确立了紧急救助免责条款，为救援行动提供法律保障。现在，牺牲的队员都可以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烈士评定，我们还会给队员购买保险，虽然保险赔付额不高，但是总体来说大家都在解决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例纠纷。

06  “大多数民间力量依靠队长、创始人或创始团队贴补”

六问：救援队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个人的财务情况相对比较宽松，可以应对一些小的开销，对于一些常用的小型救援工具，多数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虽然土气点，但基本都能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开支并不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和精力。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政府购买服务，二是企业购买服务，三是培训和演练赚取的收入。设备购买、场地租赁以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开销都比较多。目前大多数民间力量依靠队长、创始人或者创始团队贴补，较少一部分团队有企业的支持，或者政府购买服务数量足够多，经费相对充足。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我们救援队的经费一般来源于社会捐赠和队员自己出资。救援行动中所产生的支出是队员AA制，比如要买1万块钱的装备，我们会分成100份100块钱，由队员自行认领，条件好的队员会多认领几份，条件不太好的队员可以联合一起认领，没有条件的可以不认领，直到凑齐这1万块。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我们救援队的经费最初是我个人支持，后来有了爱心人士的捐赠，训练费用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和AA制来解决，装备费用除了社会捐赠外，应急局也有拨款，但总的来说，资金还是比较短缺。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购买服务、技术培训收入和社会捐赠。近三年来团队流水分别是650万元、960万元和780万元，用在团队专职薪资、应急救援、技术培训、装备更新的正常运维费用在每年360万元左右。我们提倡开源节流，争取多参与公益项目。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三一基金会承担所有费用，我们不需要考虑经费问题，每年的总开销至少需要300万元，其中救援装备的费用大约要200万元。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三方面，早期靠个人出资，后来以社会募捐为主，占收入的50%以上，其次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有部分来自部队、消防和应急部门提供专业化培训的收入。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从队伍成立到现在，经费一直在增长，现在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赞助、企业私人赞助以及队员自行承担。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经费来源于社会资助、基金会资助以及公开募款，一年的总开销取决于当年灾情的多少和大小，日常经费主要花费在救灾行动、能力建设和装备上。

07  “不阻止向善之心，但先安顿好自己”

七问：救援队招募成员有哪些标准？其中专职队员与志愿者队员的比例是怎样的？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们团队都是志愿者，靠空闲时间参与救援工作。只要有意愿加入团队，我们就会进行8天的入门级培训，这也是应急技能的普及方式之一，我们提倡人人会应急，就算不能帮助别人，至少也能够帮助自己。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我们目前有70名队员和四五百名志愿者，对正式队员有规章制度、出勤等方面的要求，志愿者主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参与民间救援的主要是自由时间较多、对公益行业感兴趣的人，我们团队有教授、工人、消防员、医护人员、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以及退休人员等不同职业的志愿者。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我们队没有专职队员，但包括我在内，有部分队员已经成了准专职队员。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救援工作对体力有要求，我们队在招募时会优先考虑45岁以下、热爱公益、愿意付出且能吃苦耐劳的人，退伍军人可以优先考虑。目前我们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救援队，一个是公益发展中心，全省共有3000名成员，大部分是兼职志愿参与。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们的队伍有35名专职队员和124名志愿者，志愿者大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由于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和危险性，不考虑让志愿者参与一线救援。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目前，我们队伍大约有200名队员，都是三一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员工，大家都是自愿加入，每周进行训练和演练培训，增强技能。“大家都是三一人”这一点也强化了队伍的凝聚力，方便我们响应全球范围内的灾害救援。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从2008年到2022年，曙光一直是志愿者团队，2022年后，我们逐渐成为一支“专兼融合”的队伍，现在有30多位专职队员和1500多位志愿者。志愿者的招募没有过多要求，我们不阻止任何人的向善之心，但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或者顾不上自己的家庭，那么先把自己管理好，然后再参与社会公益。要成为骨干队员则需要接受至少400个小时以上的任务训练和三项以上的技能考核。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我们的队员都是志愿者，加入队伍需要进行体能测试-接受培训，之后通过考试-获得证书-进行心理测试，还需要进行志愿服务，完成这些流程才能正式成为队员，需要花费13至14个月左右的时间。

08  “民间救援关键在配合国家需求”

八问：你认为民间救援最关键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最能体现民间救援独特价值的时刻是什么？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民间救援最大的优势是队员分布广，机动灵活，就近就便，且约束性小。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民间救援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人多，二是灵活性，三是背后的资源丰富，民间救援队能够迅速组织、深入到各个角落，如偏远山区、小型社区等，与政府救援力量形成合力，为受灾群众提供多种救援服务。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民间救援最关键的是配合国家/政府部门需求，以及填补部分工作的空白。在国际救援上，民间救援的价值也很明显，但前提是无论在技术还是思想上，队伍素质一定要过硬。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快速反应和灵活性是民间救援的独特价值所在。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民间救援的力量来自广大群众，具备广泛性、灵活性、机动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邻里守望，众志成城”，这就是对于民间救援独特价值的诠释。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民间救援的机动性强，尤其是在灾害发生初期，政府力量还未完全介入时，可以快速响应、帮助受灾群众。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民间救援在响应速度、灵活性以及业务广泛性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在一些政府力量难以全面覆盖的领域和环节，能很好地体现价值。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民间救援队员自发学习专业应急救援知识，包括各种灾害应对技能、急救措施等。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作为安全和应急知识的传播者向社会进行宣导；在一些小众的专业技术领域，政府常规救援力量不足，民间救援力量可以发挥关键的填空作用；面对大规模灾害时，民间自救互助和民间救援队伍能够参与到集体救灾中，与政府救援力量形成互补，使救灾网络更密、更结实。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民间力量弥补了早期国家救灾体系在专业化、装备和响应速度上的不足，现在，民间救援队与应急管理部的救灾协调局和各地消防、公安、民防、民兵等都积极协同。民间救援队也是国际人道救援的参与者，比如平澜基金会等民间救援力量对标国际标准，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特别是在受制裁国家或联合国难以协调的“非正常国家”的救灾行动中，中国民间救援队更能发挥影响力，组织高效救援行动，既缓解人道危机、承担“大国责任”，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国际形象积累“软实力”。

09  “要扭转民间救援‘江湖化’趋势”

九问：全国已有四五千支民间救援队，你认为民间救援力量是否充足？如何看待和评价民间救援队在近年各种灾害应急中的发挥？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民间救援力量是国家应急力量的一种补充，近年来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些队伍也在实践中锤炼成长。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许多队伍更愿意参与救人等较为荣耀的任务，轻视支持性、辅助性工作，这样是不够完整的，在救灾时，社会力量的真正作用应该体现在后端。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民间救援队伍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参加救援任务并没有门槛设置，致使每次大型灾害都有程度不同的事故发生，队伍数量的增长也伴随着利益的分化、矛盾的增加，引发了很多负面舆论，比如摆拍、现场接收物资后带回家、夸大救援数据。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民间救援队伍鱼龙混杂，需要加强规范和管理。如果真心实意从事民间救援，一定要进行能力建设，而不是穿上一身救援队服，在救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参与救援行动。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国社会应急力量东多西少，南强北弱，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野蛮生长现象，除少数队伍发展较好外，大部分队伍都在艰难前行。希望相关部门加强“补弱促少”工作。近年来，社会应急力量在各种灾害应急中，尤其在洪涝灾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还存在技术能力与实际灾情需求不匹配、团队行动意愿与指挥部门不协调、各队之间协作与救灾现场需求有差距、作秀式救灾响应与受灾群众身心需求相悖等实际问题。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民间救援队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很大。一些队伍在装备和能力上很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一些队伍仅靠宣传、摆拍来提升知名度。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民间救援力量看似蓬勃发展，但是实际上存在许多隐患，一部分队伍能够踏实工作，按照机构使命和价值完成任务，另一部分队伍专业性差，管理混乱，靠虚假宣传赚取名声，导致在部分领域和地区时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全社会的自救和互救能力仍然不足，且安全意识薄弱。就拿心肺复苏来说，深圳市是全国普及率最高的城市，普及率也仅为百分之四点几，全国的平均普及率不到1%，更不要说野外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了。近几年户外运动兴起后，部分人将户外运动视作网红打卡的潮流，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户外安全训练，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目前，我们队伍每周都会进行社区宣讲，告诉大家台风来了应该如何处理、洪水来了应该如何防内涝、如何在游泳时防止溺水，以及在海边游泳如何保证安全。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中国的民间救援队就像金庸笔下的江湖，少林、武当、峨眉等派系众多，爱恨情仇一堆，不像部队一样有正规体系，因此需要加强规范化管理、培训，扭转“江湖化”倾向。队伍的政治教育、公共外交能力也需要加强，保证国内、国际的救援行动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规避舆情和政治风险。

10  “分级测评可以引导民间救援规范有序发展”

十问：国家应急救援体系日益完善，民间救援队面临转型和分类分级，你如何看待民间救援队的管理和发展？希望你的救援队未来如何发展？

阜阳中青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曹春雨：我们团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尸体打捞，二是寻找走失者，三是安全教育。现在国家很重视应急体系的建设，公安、消防、交警、防疫、工商、城管、企业等各领域都在培养社会的应急意识，社会的应急水平也会得到全面提升，民间救援的部分工作也会逐渐减少。

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 郭伟：国家应急部推出的评级制度将社会力量分为五类三级，专业类别包括山地搜救、水上搜救、建筑物倒塌救援、应急医疗救护和潜水救援，每个专业类别按照能力由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一级负责全国，二级负责本省区域，三级只负责本市区域。这种制度让救援队伍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和评测目标，有助于队伍建设。我希望蓝豹救援队继续提升救援技术，在水上搜救和建筑物倒塌救援等类目上达到二级甚至一级，可以参与到更多的救援工作中。

天津蓝天救援队队长 姜旭：我非常赞成国家救援体系的分类分级，这是队伍自我完善的过程，希望分级测评的标准能够更加细化，相关部门能从财政和政策上给予民间救援力量支持。对于我们队未来的发展，我用“信任”这两个字做诠释，希望建成一支在技能和素质上都能让政府和社会放心、信任的队伍。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陆玫：民间救援队是政府的补充力量，分级测评可以引导民间救援规范有序发展。我们队伍的规模已经足够大，我希望精益求精，队员们能够相对稳定，技术更先进，装备更精良，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队长 李延照：我有幸参与了社会应急力量队伍建设规范的标准制定，希望上级部门对分级分类测评从严要求，切实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选拔队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选拔栋梁。建队初期，我们是国内少有的无资金、无装备、无技术、无场地的贫弱团队，自2015年提出“专业化、专职化”队伍建设以来，我们持续开展“一专多能”的综合能力建设，力求成为国内应急领域首屈一指的社会应急力量，同时希望我们的经验可以为其他队伍的建设提供参考。

三一工程机械救援队队长 宋喜媚：“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进行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每个村、企业、学校、社区和街道都需要有自己的救援队伍。未来，一部分队伍可以在基层发挥光和热，做好科普宣教、风险评估，响应三级、四级灾害，另外一部分技术水平不达标的救援队会被注销。

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 王刚：分级分类管理会让各个救援队和政府部门正确评估队伍架构的稳定性、系统管理水平以及综合性能力。曙光救援队是一支具备全灾种救援能力的应急队伍，我常常告诉队员，要秉持初心，无论将来你走得有多远，都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队长 石欣：分级分类管理设立了标杆，让民间救援队伍朝着更高标准的能力建设努力，推动队伍建设和管理更加规范、科学。以往灾害发生时，各种民间救援队纷纷前往，但其专业能力难以判断。分级后，救援现场的管理将因队伍级别的明确而更加有序，利于政府根据不同灾害的需求调动具备相应能力的救援力量。关于我们团队的未来发展，首先，我们会扎根深圳，为本地市民提供优质服务，提升全民应急能力，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工作任务；其次，在政府和国家有需求时，我们可以接受调配，响应国内大型灾害以及国际救援的需求。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邱莉莉：我非常支持国家对救援队进行分类分级并进行测评，民间救援队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和管理。未来，应急救援领域将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对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比如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科技装备的应用，将大大提高救援的效率和安全性。

 （来源：《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