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1日，在首届海峡养老产业博览会慈善主题活动，《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主办的 “企业公益嵌入社区养老最后一公里”专题沙龙中，影响力慈善研究院与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联合发布了《构建亚洲老龄友好型社会——慈善与私人社会投资助力长者福祉》专题报告（中文版）。

该报告由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撰写，基于对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和泰国六个经济体的系统性研究与实地调研，对108位企业领袖、慈善家、行业专家及一线实践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提炼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行动模式，以期为推动亚洲构建更加包容、可持续的老龄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研究院邀请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大中华区研究与咨询总监、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江安琪，将报告核心内容呈现给读者。报告电子版同时上架“微信读书”。

亚洲老龄化的紧迫性与发展特征

整体来看，亚洲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迈入老龄社会。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亚洲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7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

无论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和韩国，还是仍在快速增长的中国与泰国，都在经历同样的趋势：经济发展与人口老化同步进行。这也意味着，与西方社会不同，亚洲几乎没有经历“先富后老”的缓冲期——亚洲各地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迅速完善社会保障和照护体系。

●老龄化人口统计数据

也正因为如此，亚洲社会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平衡。可以说，亚洲的老龄化不仅是一场结构性挑战，更正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制度革新的力量。

亚洲老龄化面临三大结构性挑战

研究显示，亚洲在迈向老龄社会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三大结构性挑战：

第一，财政压力持续上升。老龄人口激增带来照护、医疗、养老金支出的急剧增长，但多数经济体仍沿用过去的财政与保障框架，尚未建立与老龄化相匹配的长期筹资机制。结果是，公共资金吃紧，家庭负担加重，财政可持续性成为亚洲各地的核心挑战。

第二，供给结构失衡。养老服务市场迅速扩张，但资源配置明显倾向高端机构和城市地区。中等收入家庭、失能失智老人以及农村群体，普遍缺乏可负担且可及的照护服务。市场扩张与社会需求之间形成错位，公共体系的压力并未减轻，反而暴露出新的结构性缺口。

第三，人力短缺与社会支持弱化。照护人力供给不足、专业水平偏低，家庭和社区的支撑功能也在削弱。对许多老年人而言，缺的不是服务，而是长期的陪伴与情感支持。

总体来看，亚洲的老龄化挑战，本质上是财政、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再平衡问题——如何让资金更可持续、供给更普惠、照护更有支撑，将决定社会能否在老龄化进程中保持韧性与活力。

应对挑战的五大战略方向

基于以上观察，研究进一步总结出五个战略方向，来思考如何以系统性方式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方向的核心不在于“做更多”，而在于“做得更系统、更协同”，让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在同一框架下产生叠加效应。

第一，重塑老龄化认知。系统性应对老龄化的关键起点，在于改变对“老龄”的看法。在亚洲，社会长期把老年人视作需要照顾的群体，因此政策与慈善资源多聚焦于补贴、救助和机构照护。但现实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今天的老年人不仅更健康、寿命更长，也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强的社会参与意愿。他们不再只是需要照护的群体，更是社会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长者重新走进社区和职场，参与志愿服务、加入互助网络、担任青年导师，甚至通过再就业延续专业贡献。这样的参与，不仅让他们重拾价值感与归属感，也改善了身心健康，反过来减轻了公共照护体系的压力。

当社会从“如何负担老年人”转向“如何激发他们的潜能”，老龄化就不再只是负担，而是新的发展动力。这样的转变，将为社区治理、教育、健康乃至企业创新带来全新的思路与空间。

第二，支持居家与社区养老。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理想的老去，并不是进入条件多好的养老机构，而是留在熟悉的家中生活。然而，随着城市化加快、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分居日益普遍，家庭照护能力正在显著下降，过去的养老模式已难以为继。

越来越多地区正把照护体系的重心从“机构端”转向“社区端”。社区层面开始出现多元整合的服务模式——医疗、康复、助餐、社交等资源被重新链接，让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圈内就能获得支持。与此同时，住房改造、邻里互助网络以及数字化手段的应用，也在不断强化社区的安全与陪伴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社会创新正在把照护融入日常生活，例如结合上门服务、社区商铺或派送网络，将探访与关怀变成日常互动的一部分，使社区照护更加自然、可持续。

这些探索让社区照护体系更加灵活，也让“在地养老”从理想逐渐走向现实。

第三，健全照护服务体系。研究显示，照护是老龄社会最关键、也是目前最薄弱的支撑环节。亚洲多数经济体正经历从家庭照护向社会化、专业化照护的过渡期，但制度和市场机制尚未完全跟上。职业照护岗位普遍薪酬偏低、流动性高，社会认同感也不足，导致专业人力难以稳定供给。而无论是家庭照护还是机构照护，照护的核心都是“人”——只有照护者得到充分支持，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落地。

越来越多地区正尝试弥补这一结构性短板：一些地方建立系统的培训与认证体系，让照护成为有发展路径的职业；一些组织为家庭照护者提供心理辅导、技能培训和替班服务；也有地区引入青年志愿者和企业员工参与，不仅拓展照护的社会边界，也培养年轻一代对老龄化与照护的理解和责任感。

这些实践让照护体系开始“成型”——从“被动支撑”走向“专业发展”，让照护者被看见、被尊重，也被支持。当照护被视为社会的共同责任，老龄友好社会的根基也就能稳固起来。

第四，激活银发经济机遇。随着寿命延长与消费结构转变，老年群体正成为亚洲最具潜力、却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市场力量。健康、住房、文娱、科技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但主流供给仍集中于高端市场，中低收入群体和社区层面的服务空间尚未被有效挖掘。

这一变化正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探索新的增长模式。一些机构以产品与服务创新切入“最后一公里”市场，开发无障碍出行、适老租赁住房、智慧康养等新业态；一些企业将健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打造适老化的消费与体验场景；还有的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支付、保险与服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并拓展客户群体。

这些实践显示，银发经济的潜力不仅在于增加供给，更在于催生新的产业链、创新模式与就业机会。当企业能够识别并回应这一代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老龄化将不再意味着成本上升，而成为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与社会创新的强劲动力。

最后，推动科技适老创新。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数字化和智能技术被寄予厚望。然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还是在人口快速老化的新兴经济体泰国，科技应用距离真正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仍存在明显差距。技术的普及速度仍远低于老年群体的适应速度：许多工具价格高、设计复杂，与人文关怀脱节，难以真正发挥价值。

在亚洲各地，越来越多的创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 在产品与服务层面，企业和社会组织正以包容性设计打破使用壁垒——例如将电视、音箱、遥控器等熟悉设备改造成沟通与健康管理入口，让科技自然融入老年人的日常；

• 在应用模式上，有的机构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照护新模式，让数据系统与照护人员、家庭和社区协同运作，既提升效率，也保留温度；

• 在生态建设上，有的城市搭建了一站式创新平台，连接政府、企业与社会资源，加速老龄科技的测试、评估与落地；

• 在数字普惠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行动正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从志愿者上门教学，到产品的语音化、简易化，让老年人更独立地使用科技、融入数字社会。

这些探索共同说明，真正的“适老创新”，不是让科技取代人，而是让科技更好地链接人。当技术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温度，它既能减轻照护体系的压力，也能激发新的社会活力。

企业公益解决养老问题的新范式

相比教育、医疗、环保等传统热点议题，企业公益与慈善资源在养老中的投入仍相对有限。但也正因为如此，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参与更具前瞻性和社会价值。

有一些企业正从单纯捐赠，转向运用自身的组织力与创新力，解决社区养老体系中的实际问题。总结起来，企业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系统化的执行能力。社区养老最难的不是“有没有项目”，而是“能不能长期做下去”。企业擅长把想法落地成机制，把一次性的尝试变成可持续的模式，让服务真正成为社区运作的一部分。

第二，创新与效率。企业的市场思维和创新机制，能让养老服务更精准、更贴近生活。从健康监测到无障碍改造，从助餐到社交，企业带来的不仅是资源，更是解决问题的新范式。

第三，长期投入与韧性。养老服务见效慢、周期长，但企业天然具备长期规划、持续优化的能力。这样的耐心和专业投入，正是公共体系中最稀缺的力量。

第四，跨界连接与公共性。企业处在政府、市场与社区的交汇点，既懂政策、又懂运营，也懂用户。它们能把资源、需求和服务连接起来，真正打通“社区养老的最后一公里”。

研究显示，建设老龄友好社会，既需要理念更新，也需要结构性行动。报告提出的五大战略方向——重塑社会认知、强化居家与社区养老、健全照护体系、激活银发经济、推动科技创新——正是亚洲各地正在探索并不断深化的关键路径。

这些努力的共同目标，是让老年人能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居，在完善的体系中被尊重与照护，并以自己的方式持续参与社会，携手构建一个包容而有活力的老龄友好型社会。

最后，老龄化不是“问题”，而是社会进步与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当亚洲进入“长寿时代”，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资源，而在于能否以新的思维和机制，让更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承担。当政府、企业与社会携手共创，当老年人被视为社会的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时，老龄化带来的就不再是挑战，而是一种新的社会活力。

（来源：《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