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发挥企业界和公益界的各种资源优势，及时研究解决民营企业在参与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实现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赢，建立政府部门、民营企业、公益机构参与的对话制度非常重要。”

　　基于此，刘劲松建议采取SPPP模式(Socia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企业+社会合作)，构建政府+企业+公益三方跨界协商对话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情况，加强协调配合。

　　如何为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制定宽松和有利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扶贫。刘劲松开出的“药方”是加强对公益基金会的引导、管理和服务。设立扶贫公益基金会和公益信托，引导企业公益基金参与扶贫产业项目、投资扶贫企业股权等；建议在基金会相关管理规定中，明确“鼓励基金会设立企业(个人)冠名基金”等内容，进一步调动企业、个人参与公益事业积极性。

　　除了加强对公益基金会的引导、管理和服务之外，刘劲松进一步建议发挥公益基金会的平台枢纽作用。“积极推动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公益基金会或者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打造扶贫资本运作平台，通过专业团队运作，集中优势力量，打好组合拳，实现扶贫资金保值增值。建立民营企业基金会协同行动平台，引导扶贫资金、企业、专家、技术等资源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因地制宜地开展产业扶贫工作，孵化培育、扶持以扶贫和乡村振兴为目标导向的社会企业，进行影响力投资，推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加强对公益基金会的宣传报道，营造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也受到了刘劲松委员的重点关注。“建议充分激发社会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平台，广泛宣传报道民营企业、非公募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典型事迹，提高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认同感，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公益基金会也应主动加强与社会媒体的互动，代表民营企业发声，宣传企业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

“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开展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授权，而相关法律的缺失给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便。”代俊峰指出，法律援助机构的政府责任未完全体现，法律援助经费难以保障。“既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机构应定性为行政性质，以充分体现法律援助的政府性、无偿性。但受政法行政编制等限制，部分县级法律援助机构还是事业机构性质，人员大多实施事业参工管理。”

代俊峰还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法律维权的需求越来越多，原有的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已严重不适应广大弱势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在实际操作中随意较大，服务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等问题导致法律援助难以进一步规范。

代俊峰建议，“需要从立法层面将涉及人们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及其他民生领域，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或卫生事件等纳入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真正在法律上‘扶贫’，不让没有钱的困难群众打不来官司，不让弱势群体输在打官司的‘起跑线上’。”

2017年，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在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的困难。“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刘慕仁说。他建议确立和规范省、设区市两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制度，确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制度。

刘慕仁介绍，截至目前，有些省区市未设有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对于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应赔偿的清除污染费用等没有专业机构予以评估确定。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类案件，必须有明确的赔偿数额作为诉讼请求，法院才能依法受理并进行审判。他建议国家制定省级和设区市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建设标准，建立统一、独立的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统一接收省内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赔偿金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修复费用，专项用于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和环境公益诉讼。

马逢国表示，2018年演艺界出现的“天价阴阳合同”事件，影响面相当广泛。“随着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演艺一线的从业人员收入增长是正常自然的。”马逢国说，“但是作为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一群人，如何发挥自身能做到和应该发挥的社会引导作用，传递正能量、承担社会责任？这个问题除了演艺界自身需要反思，政府也应该思考如何作出合理的引导。”

马逢国建议，演艺从业者应有个人行为规范，正确理解业界的社会责任。文学、影视和网络等领域更应该自觉采取措施，想尽办法引导自身积极向上。同时，尽量维持一个宽松的创作创新空间，让文学影视可以百花齐放。

刘晓静希望能够加强公益性文化建设。“围绕加强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在制度设计层面，省里明确规定‘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备编制1-2名，规模较大乡镇适当增加’‘设立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置由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文化场所仍然存在‘有专岗无专人、有专人不专业’等问题。”

刘晓静建议，建立完善定期轮训制度，为人才业务交流搭建平台。继续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养工程，组织图书馆业务培训班、文化馆业务培训班、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培训班、群众艺术创作培训班等，督促指导各级文化部门抓好本地公共文化队伍培训。

邓大玉说，目前，各地检察机关针对某些搜索网站竞价排名及虚假宣传，通过APP捆绑销售或剥夺用户选择权、过度收集甚至违法使用用户信息，互联网企业不正当竞争侵害用户权益等问题已有所行动。

“但总体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在互联网领域发挥的作用与人民群众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还存在一定的障碍。”邓大玉说，互联网空间治理问题，如何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缺少法律支持，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其次是行政机关监管依据不足，给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造成障碍，且调查核实难度大，难以认定实际损害和侵害对象，难以固定相关证据。

邓大玉建议，国家层面应推动立法完善，适时修改法律，建立互联网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增强互联网领域公益保护的司法合力，为检察机关全面开展互联网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有时出去调研，看到一些农村孩子学习很努力，但就是学不下去，其实这与他们营养不良的状况有关。”吴凡解释，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幼儿期营养状况，对其生长发育热别是大脑发育有很大影响。不同营养素提供不同组织器官生长所必需的物质，充足的营养供给是保证学生体格和智力发育的必要基础，是学习能力和身体素质提升的前提。

2018年，吴凡所在的上海市疾控中心对贵州省贫困地区的两所小学进行了学生午餐营养供给状况快速评估，结果发现：午餐不仅供应的食物种类不足，而且同类食物中品种单一（除蔬菜外），不满足国家推荐的每周25种食物；富含钙、铁、维生素A丰富的食物供应频次较低，学生存在缺铁、缺钙、缺维生素A营养素的风险。

“要让贫困地区的学生不仅吃饱，更能吃好，具备足够的智力和体力，不断汲取知识，走出贫困，改变人生。”吴凡建议，国家卫健委组织相关专业机构研制我国不同区域的学生营养餐操作指南，包括营养配餐、烹饪操作指南等；由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按学生营养操作指南的配餐要求，开展校农协作产销对接，在保障食品供应的同时实施产业扶贫；将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扩展到3~6岁幼儿教育阶段。

如何加强民办学前教育师德师风建设？郭景平委员提出，要进一步加顶层设计和制度举措，提高办学自律行为，建立健全教师师德师风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对于故意虐待和猥亵幼儿等违法犯罪的教师终身不得从事教师职业。规范非营利性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逐利性，不断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在教师晋职晋级、评先评优、绩效考核等方面要奖惩并举，强化教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同时，要明确和厘清教育督导部门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职责，避免教育行政部门多头监管，出现问题又职责不清的问题。

“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郭景平委员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要打破公办和其他形式举办学前教育的界限，一视同仁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教师提供平等的学习培训机会，不断加强民办学前教育教师的师德师风水平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坚持以幼儿为中心的理念，尊重和爱护学生，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高小玫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文，切实加大了对包括育幼在内的非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力度。但育幼领域仍存在没有明确责任部门、无法定支出预算、缺乏优惠政策支持、标准体系不健全、服务监管不规范的问题。
　　高小玫建议，从3岁以下托育服务入手，逐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育幼制度体系，提出合理的财政支持方式，研究家庭育儿个税抵扣、隔代养育财政补贴等综合政策支持。第一，托育服务以护育、营养、安全为要。可借鉴国外设有专门的家庭事务部、儿童福利局，加快研究建立我国育幼专职管理机构，逐步实现儿童福利部门专管。第二，构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要强调政府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增加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鼓励公助民办、企业自办、社区托育、邻里帮托等各类机构，为育儿家庭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满足早送、晚托、临时托育等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托育服务，要求基本、普惠、公平、规范。要加强托育服务师资培养，强化规范、强化监管。公共政策、资源、财力的支持和分配应平等对待各类托育机构，符合要求即可获得如场地、政策补贴等支持，让社会机构各展所长，营造健康的托育服务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近年来，过建春在海南农村偏远地区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农村基础教育的硬件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师资队伍依然是制约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瓶颈。“教师虽然总量达标，但结构性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一个学校的一位体育老师承担了语文、数学、音乐等多门课程。因为要应对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疲惫不堪，从而影响他们的专业水平提升及教学质量。”

“要优化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偏远地区小规模农村学校的师资队伍的配备。”过建春建议根据素质教育的基本学科需求设定学校最低教师基数，保证每个学校配备一支不低于该基数学科齐全的师资队伍。

“我在调研中发现，安心扎根偏远农村地区任教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学校培养的学生，地方师范院校对农村偏远地区师资队伍培养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对此，过建春建议加大对地方师范院校建设的支持力度，提升地方师范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培养偏远地区农村学校教师的师范院校给予财政倾斜支持，继续加大农村偏远地区教师待遇的改善力度，并将待遇提升与教师贡献业绩挂钩。

“0-3岁儿童早期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在陈中红看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教育年龄的前移和消费升级，家庭对于儿童早期教育有了超乎以往的关注和投入，这一项教育支出在家庭总体支出中占有相当比例，且不可避免。

“把0-3岁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将是对‘全面二孩’政策的鼓励和支持。”陈中红认为，我国的学制以3岁作为教育的起始点，0-3岁婴幼儿早期家庭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如果将0-3岁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百姓赋税压力，另一方面充分体现国家对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婴幼儿托管的重视和认可，将有力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平民化的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推动和保障“全面二孩”的顺利实施。

郝世玲建议，政府通过给企业政策性补贴来弥补企业的工资损失与替工成本，以及生育期间企业支付给女性的津贴与补贴，让用工单位乐于承担产假成本，从而打破雇佣中的性别偏好。发展替岗代理的中介机构，解决产假期间企业的临时替岗问题；同时也可以提供灵活就业的工作岗位。解决了育龄女性的就业问题，还要为生育家庭减负，让他们生得起。

“首先是带孩子的问题。”郝世玲说，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大型单位都有托儿所，3岁以下的孩子可送到托儿所，由于是公办机构离家又近，解决了女性员工的后顾之忧。而现在的幼儿园大都只接收3岁以上的幼儿，没人带孩子成了很多人不敢生的原因之一。郝世玲建议，推进3岁以下儿童照顾服务的社会化，增加公立托幼机构的供给。建议在写字楼、办公地点集中区域联合企业设立公立托幼机构。培养培训托幼机构工作人员，提供高质量的托幼服务。

为了减轻生育家庭负担，鼓励他们生育，郝世玲建议，给有子女家庭按照未成年子女数进行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扣减养育成本与教育成本。分担育儿经济成本，对婴幼儿父母双方补贴婴幼儿奶粉与尿不湿，这也有助于改善生育女性的经济地位。

为解决“上有老下有小”问题，郝世玲建议推进养老事业的社会化与公益化，增加公立养老机构的供给，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草原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满足草原监督执法需要，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建制低，基层执法手段落后的现状尚未扭转。特别是国家启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后，监管任务重、压力大，目前的监管机构队伍很难保证禁牧、草畜平衡制度的有效落实。”刘新乐说：“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地方对于如何发挥资金效益尚有疑虑。例如，内蒙古的森林和草原都是根据《森林法》和《草原法》依法确定的，但是因地类认定标准和客观实际，产生了地类管理上的面积重复。”

对此，刘新乐委员建议在现有的草原补奖政策基础上，启动草原生态补偿试点，从适度补贴的补奖政策，向全额补偿的补偿机制转变。刘新乐还建议:“建议国家加快修订《草原法》，解决有案不能立、不能查的被动局面。同时加快推进《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制定工作，使基本草原保护有法可依，在依法划定基本草原的基础上，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基本草原。同时尽快出台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资金管理办法，指导地方用好草原补奖资金和绩效奖励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社区二中队副中队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

“太原市共建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92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81个。这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餐饮膳食、精神慰藉等服务,受到老年人欢迎。”杨蓉表示,但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老年人口的增长,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设施落后问题不断突出,日益成为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为此,杨蓉建议尽快出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移交制度,明确配建要求、配建程序、移交与运营管理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民政、国土、规划、建设、房管等相关部门任务和分工,加强配合和协调。

“同时,还应发挥部门联动效应,共同做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立联合督查制度,定期对配建项目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各部门在工作推进中的责任分工。”杨蓉说,按属地管理原则,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后,开发商按规定交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接管,由民政部门负责辖区范围内使用和维护管理,并做好动态监管工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随着他们疾病增多，对药物辅助和医护支撑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床位紧缺、没有专业护理人员，仅有千分之四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能享受到专业照护。大部分养老机构沿袭医养分离模式，急救和基础护理水平无法满足老年人医护需求。”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院长张静代表表示，由于风险应对能力不同，往往最需要照护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得不到全面保障，其实他们才是养老机构应满足的刚需。

张静认为，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三甲医院，受平均住院日限制，老年患者难以享受充分的医疗服务。因此，“医养结合”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长久之计和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被寄予厚望。为此，张静代表建议，依托综合性医院强大的医疗平台、先进的康复设备、精准的健康管理，建立具有养老功能的照护型医院，实现医养结合、康养一体、慢病照护、床边门诊、医养无缝对接式的全面养老保障。在医院内办养老机构，真正实现“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让失能、半失能老人安享晚年。

陈百灵建议，一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整合家庭照护支持政策，通过适老化改造、上门服务、家庭病床，让居家养老得到专业服务。同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二是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便利化。发展城乡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或短期照护服务、配餐陪伴、应急救助、文化娱乐等，让社区支撑家庭养老，以低投入解决90%以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三是推进机构养老服务标准化。注重医养结合，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评价标准体系，养老机构向品牌化、专门化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高龄、独居、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需求。

四是推进服务队伍职业化。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和业务技能培训，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同时积极探索机器人等智能照护，提升科技支撑养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