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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基于信任的慈善”（Trust-based Philanthropy）是一项国际倡议，旨在通过推动传统资助转向信任型资助，促进慈善主体的思维模式从以捐赠者为中心转为以服务群体（社区）为中心并接受其问责。（#公平发展 专题也将发布有关文章）

这项倡议的理念与“社区慈善”这一自上而下，关注本土民间力量参与和赋能的慈善场域相互呼应。近年，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提出推动社区慈善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当社区慈善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慈善事业的关注焦点之一，辨析社区慈善的价值内核并凝聚共识不能被忽略。

本文内容来自于禾平台，扫描了广东、云南、成都和福建四地代表性的关注社区慈善的枢纽型组织/行动网络，着重观察了资助策略、社会动员、本地资源动员等话题，为在社区慈善中推动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提出意见建议。

社区慈善，顾名思义，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慈善。我们不能简单从组织形式上理解社区慈善，它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本地主义的实践理念。警惕傲慢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和精英设计，依赖本地知识、本地领导力和本地资源是其恒定不变的价值内核。

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社区慈善已成为公益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细分领域，社区基金和社区基金会在成都、广东和云南等地落地，并嵌入基层政权体系和治理实践中。在这过程中，地区枢纽型组织和社区慈善合作网络逐渐形成，这种跨地域的横向联系，无疑能促进社区慈善组织间的相互学习，有利于打破各地分散发展的孤岛状态。

禾平台的扫描行动关注了广东、云南、成都和福建四地的枢纽型组织和社区慈善网络。这些网络有着相似的价值内核，关注本土民间力量的参与和赋能，但又因政策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呈现出相异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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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探索基于信任的社区慈善

通过扫描（见本文下一章节），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四地的社区慈善发展有各自的脉络和特点，但在底层的社区慈善价值层面有共同之处，即使是行政力量最强的成都，实践者也致力于探索自下而上的民间动员。

连心基金会的创始人陆德泉用国际上被广泛讨论的“基于信任的慈善”来描述社区慈善的模式：强调资方与行动者间的对话与互相学习，其核心策略包括：给予持续多年的、非限定的资助；给予组织能力建设资金；尽可能简化繁琐的审批流程和文牍工作。

面对项目执行中的挑战，资方不是简单将责任推给一线，而是共同反思的项目成败，探索解决之道。尽管对于大多数资方而言，持续给予行动者长期非限定资助过于奢侈，且在社区行动者不够成熟之时，非限定资助反而会让一线实践者无所适从，但给予本地行动者更多空间，反对以KPI束缚实践的想象力是社区慈善资助者共同认可的理念。

在访谈中，不少实践者表了对循证评估、科学公益的批判性反思。当社区慈善过于依赖客观的指标，忽视了人的判断力，就会产生“指标的暴政”，它用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异化实践，压抑了人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这无疑对强调赋能的社区慈善是致命的。

当然，基于信任的慈善不等于不要评估、不需要对资方负责，它只是强调摆脱纯粹基于量化指标的评估和监督，以访谈、参与和多元视角来看待项目的效果。行动者不再是为资方打工，完成既定的KPI，而是共议项目目标，共享项目成果，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服务质量而非应付资方的需求。

对未来的社区慈善共同体而言，我认为在政府、企业、基金会、公众等多元投入和协同下，倡导基于信任的慈善有其独特的价值。毕竟，太多社区慈善被僵化的KPI框住，以活动的次数、参与人次与志愿服务时长作为效率的唯一衡量标准，在财务上严格控制活动成本，且在项目设立之初就需要完整提交所有活动方案，不允许调整和变动。在这样的体系中，社区中的人的真实需求被忽视了，社会组织疲于奔命。产品化的思维、对产出的标准化和量化也一定程度忽视了社区中人的成长和人文精神的培育。

我们看到，部分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基于信任的慈善”，简化繁文缛节，降低审计要求，但是这一模式的落地仍然面临重重挑战，毕竟标准化的数据和流程是容易模仿的，但基于信任的慈善要执行成功则高度依赖人的因素。在社区行动者普遍不成熟的环境下，社区枢纽型机构如何在给予一线空间的同时，发挥社区领导力，提升项目和服务的质量是成功的关键。

同时，对于许多依靠政府购买的社区组织，目前的公共财政制度难以改变。不仅是政府端，企业背景的出资人通常也依赖量化KPI衡量绩效，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和偏好，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估的要求。

在组织内部，基于信任的慈善需要向下赋能，这意味着基层的项目官员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来筛选项目、确定资助金额，从内部监管的角度，应给予项目官员多大的决策权和灵活性，如何提升项目官员的专业性，让其真正有能力赋能一线行动者，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最后，对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而言，如何平衡短期效果和长期收益，如何对组织进行评估，以决定停止或者加大资助，以及本土的学习和讨论应如何开展，才能帮助行动者提升自身的能力，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经验和案例的支撑。

我希望，从这篇小文开始，与实践者基于中国本土的情境，共同探索基于信任的慈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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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内容

 广东省 

广东及珠三角地区社区慈善网络的核心组织——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于2009年成立，始终秉持支持社区自组织和行动者的资助方向。广东的市民社会文化以及高校、媒体的社会开放讨论氛围培养了行动者自觉，涌现出大量的民间行动者。无处不在的城中村，又为有理想、想做事的年轻人提供了安身之地。

在民间力量飞速成长的广州，千禾相信“投资于人”，给予草根组织非限定资金支持，鼓励本土行动者在各个方向进行探索，包括流动儿童教育、环境污染整治、气候应急、困境人群赋能与照护、可持续生活、文化保育、社区艺术等。基金会为他们提供阶梯型的资助。从萌芽期的5000元，到一年5-10万元的组织能力建设资金，还有丰富的小额项目资金可供选择，帮助新手期的行动者度过资源最匮乏的阶段。

近些年，为了提升资助的影响力，千禾基于珠三角的社会问题，重点聚焦流动儿童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细分领域，同时积极回应新的社区需求，动员整合本地资源，支持有意愿的行动者形成捐赠圈和行动者网络，及时而灵活地解决本地的问题。千禾也尝试与本地企业合作共同开发项目。

千禾也从幕后走向前台，联合企业和社区行动者，在流动人口社区打造公共空间，引入亲子教育、家长赋能等公益项目，让公益项目“看得见，能感知，可参与”。

在赋能行动者的过程中，千禾尝试以青色组织的架构赋能员工，在扁平化的结构中，员工有充分的自主权决定项目设计和资助方式，并需要承担筹款的责任，不同部门间相互打通，员工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从其他部门寻求支持。

对于目前的发展而言，千禾需要进一步发展个人捐赠者，提升非限定资金的筹款。同时，作为赋能社区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大多数社区行动者尚不成熟的当下，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更多是通过共创的方式与本地自组织合作开展项目，这就对项目官员的理念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通过赋能项目官员提升项目质量，也是千禾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云南省 

云南的社区公益发展深受国际发展组织参与式发展模式的影响。当地大多数公益组织秉承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自下而上的社区赋能。这种方式注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受益者积极参与项目的实施、管理和决策过程。社工和项目工作者采取协作方式，激发当地村民或居民的潜能，促进彼此合作，培养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管过去一些参与式发展项目陷入形式主义困境，未能充分融入民族和乡土文化，但自下而上培育社区解决问题能力的理念，以及对拓展社区参与空间的探索仍在延续。时至今日，许多组织依然坚持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模式。

2005年成立的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是这一理念的代表性机构。连心的早期发展在乐施会资助下，从服务流动儿童起步，逐步将业务拓展到流动妇女绿色就业、防治家庭暴力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随着时间推移，连心逐渐发展成为云南社区公益的枢纽型组织，致力于培育、联动并赋能本地社工组织。

2013年，民政部提出"三区计划"后，连心受云南省民政厅委托，为"三区"培训社工和成立社工站，积极参与云南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2014年鲁甸地震后，连心在灾区成立社工站参与灾后重建，进一步彰显了其在社区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业务拓展，连心面临人员增加和机构复杂性影响活力的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连心采取了创新策略，鼓励成熟的部门或团队独立成立新机构，并支持员工回乡创业。这一举措不仅保持了组织的活力，也体现了连心推动云南社工与公益行业发展的使命，标志着其从一线服务机构向孵化平台的成功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连心与南都基金会、施永青基金等公益组织展开合作，为在地社工组织和人才提供支持。后来成立的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更进一步，协助县域公益伙伴开发本地筹款策略，并联动头部基金会提供资助。

然而，与其他中西部民间背景的枢纽型组织类似，连心基金会也面临着挖掘云南本地筹款资源的挑战，尤其是本地公益慈善资源的不足。由于头部基金会资金和互联网公益平台对非直接服务的资金使用有诸多限制，对本地组织能力建设的资金支持有限，连心正在探索月捐业务，以为基金会带来更灵活的公益慈善资源，支持能力建设和创新服务的开发。

同时，在社会工作方法层面，连心面临着如何将参与式发展和社会工作基层参与模式与本土基层治理情境相结合的挑战。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社区实践中发挥社工在五社联动中的社会协同作用，挖掘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助力志愿者赋能，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协商议事，满足多元的社区需求，调解矛盾解决问题，满足村民和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云南连心和县域伙伴共同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的社区慈善组织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2017年，成都社治委成立，统筹城乡社区发展。成都采用大政府与大社会结合的思路，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慷慨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支持。

成都积极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市委社治委为已成立的社区基金会提供了80万的激励支持，并出台《关于成都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八条”措施》，指出要做大做强社区基金，推动社区基金全覆盖。政府支持社区基金会扩大影响力，每年举办“成都603社区基金会主题活动”，发挥“四川社区基金会发展网络”等平台作用。

成都推动的社区基金由社区党委、居民代表和商户等多元主体组成社区基金管委会，资金使用方向及有效性由管委会决定。同时，政府还为每个社区配备了社区保障资金，由党委提议，通过居民议事的方式进行决策。从全国来看，成都提供了其他城市难以匹敌的社区慈善的政策环境，但如何更好动员社会资源仍然是本地社区组织面临的难题。

成都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高度依赖政府购买和财政资金，公募占比很小，社区基金的发展取决于社区书记的能力和积极性。由于资金大多不是来自公众捐赠，且资金使用有诸多限制（只能用于活动，难以用于硬件改造），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较低，最终还是由社区党委决定资金分配。

在行政力量的加持下，一些社区基金会也出现了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倾向，忽视对社区本地资源的动员与优势项目的开发。社区慈善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建构色彩，如何让社区基金会有更强的民间属性和民间资源，是成都社区慈善未来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

 福建省 

福建的社会环境与广东、云南和成都不同，在浓厚的宗族宗教文化影响下，福建传统慈善的根基深厚，民营企业家和华人华侨通过慈善捐赠为乡土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福建的现代慈善发展相比于一线城市仍然相对滞后，省内基金会的数量虽然超过了五百家，但有行业影响力的屈指可数，专业性不足。

在疫情之前，地产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曾一度活跃。林文镜慈善基金会和正荣公益基金会在福建省实践了公益行业生态发展的理念，通过榕树伙伴、大地之子、束脩计划、桥畔计划、正荣微公益等项目给予本地行动者和初创期社会组织非限定资金支持。

同时，同心慈善基金会、恒申慈善基金会、陈章辉福信慈善基金会和鹏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推动，使福建省内的头部基金会和枢纽型机构结成了紧密的合作网络，共同推动社区慈善行业生态发展。

但疫情过后，福建地产行业受到冲击，慈善资金萎缩，一些基金会为了筹资，转向项目运营，难以支持到本地的生态建设。即便如此，对行业生态建设重要性的共识仍然存在，同心慈善基金会通过“善才计划”持续支持公益人和公益组织的成长发展，恒申慈善基金会支持赋能乡村女性参与公益服务的“姐妹乡伴”计划已经连续做了六年，鹏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也在尝试以教育议题切入，建立社区行动者网络。

在资金短缺的危机之下，福建社区慈善未来的增长点可能在于探索现代公益与传统慈善的结合，撬动乡土慈善的力量，使其更加规范和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