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秀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儒家文化、宗教慈善理念等因素推动传统慈善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其在乡村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成为近代慈善文化发展的思想根基。儒家经世取向与大同理想长期以来激励着广大士绅展开慈善事业。随着儒家文化的不断转变，慈善文化的来源也逐渐扩展，造就了传统慈善文化的丰富性与广阔性。寺庙是山西乡村的公共活动中心，乡民的诸多重要活动都围绕寺庙展开，长此以往，不论是信众还是社会财富都急剧的向寺庙积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日趋腐败的僧尼和因灾荒破坏而亟需改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以及为经商而大量需求义学教育的矛盾，从绅士和晋商方面看，灾荒与重商风气危及了社会秩序，士绅谋求重振传统文化予以缓解，故产生了重视慈善事业的士绅与占据寺庙的僧侣之间的尖锐矛盾，且逐渐展开争夺乡村资源与社会地位的博弈，“赡尼已非正途，况僧尼邪正无常”，绅士号召民众将原本捐入寺庙的地产房屋转移至慈善事业中，甚至绅民合力驱逐僧侣，巩固儒家的文化地位。士绅和部分晋商亦借助慈善事业和慈善文化宣传儒家文化，维护既存的伦理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绅士与乡民合力驱逐僧侣，义学等慈善事业占据了庙产，有助于传播儒家文化和消解宗教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从而实现“礼”对山西乡村的教化，达到利用慈善文化改造乡村文化的目的。

《孝义县志》《 学校·典礼》 阎锡山旧时所读义学，图片来源于《阎锡山画传》

慈善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关联。山西近代乡村中地权关系的演变成为慈善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地权问题在近代的凸显是社会阶层变动与城乡人口流动的集中反映。随着地主城居现象日益增加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土地收益日益下降，依赖于此的慈善事业亦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乡村慈善事业传播者的下层士绅，其经济基础因此被破坏。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们虽身处窘境却竭力展开赈济，客观上缓和了因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失序和衰败，士绅阶层暂时充当了近代前夕山西乡村社会文化秩序的“守夜人”。士绅治理乡村社会的努力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官府衰落后的乡村权力空隙，为新生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可能。同时，绅治取代官治也为今后的乡村自治埋下伏笔。

综言之，不论是士绅阶层试图以慈善文化挽救基层社会，还是儒家文化与乡民习俗的融合而革新风俗，两者都成为山西乡村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主要象征。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已孕育着新的因素，内在的演进推动着山西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从1920年旱灾的救济中可见，民国时期社会更迭与阶层异动之后，慈善文化出现中西融合与近代转型加速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传统社会的内在机理密切相关。山西慈善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生发展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着山西社会的近代转型。

作者简介：牛保秀(1991-)女，山西大同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社会文化史、慈善史。目前已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晚清以来山西义学研究》被评为湖南省2020年优秀硕士论文，曾荣获国家奖学金、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史学奖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奖学金等。以”竹林计划“二期资助课题阶段成果《济人救世：慈善文化与晚清山西乡村社会》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文明史视域下的中国治理——以礼治与法治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轴》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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