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

 

文化决定命运

 

感谢何教授,也感谢慈善联合会邀请我来做演讲。我是第三次参加慈善文化论坛了,第一次讲了我对儒家文化,关于慈善和慈善事业的理解。第二次讲了一下当前慈善领域中文化的组合状态。我今年想讲一个更宽泛的题目:在国家变迁的过程当中,文化应该发挥的作用。

今天我的题目是“文化决定命运”,主要探讨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面临了非常深刻而且持续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在今天如何面对它。好在今天嘉宾里还有一些跟我年龄段比较接近的人,所以有些80年代的事情我们还能够有共鸣。我现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对话已经好困难了,讲了很多东西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用的术语我一时半会儿也反应不过来。

我们这里探讨的转轨,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战略和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具体到中国,主要是讲实际上我们在探讨中,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和未来,我们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的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发展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至少我自己还是模模糊糊的。未来的政治制度的蓝图,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如何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应该采取的战略……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困惑的。而且每当面临转折,这些问题都会被提出来。

在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年轻的人,或者中年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分为两派。一派,我把它叫“激进的自由主义”。这一派目标非常清楚,比如我们成为美国那样,策略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一步到位,完全一股脑的过去。有一派更清醒更理智,后来被称作“新权威主义”,它的目标也是自由主义宪政,但是更加理性更加稳健一些,要分两步走——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市场化,然后在政治领域里实现民主化。政治变革路径增加权威主义的环节,而且它赋予了权威主义阶段性存在的正当性。它认为在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中,在中间一定时期内经过一个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态是好的,也是应该的。发展到现在快40年了,总的来看,经济领域的市场是基本成熟了,而且不可逆转,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自由主义所讲的,像民主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而且从短期和中期的趋势来看,他们也并不感到乐观。总的来看,新权威主义理论陷于比较尴尬的境地。预言也没有顺利的实现,它也不能为中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目标,更不能提供一种策略性的指导。

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中期比较热。那时人都是受马克思的教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家观察世界影响非常大。尽管这些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思考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其理论框架还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我本人也是马克思流派。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也承认意识形态的作用,承认文化的作用,但是它必定还认为存在决定意志,文化、价值观、政治哲学都是依附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所以在它的视野里,它不承认文化的自主性和重要性,所以它很自然把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型基本上局限在经济和政治这两大领域之中。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所谓“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二次大战前夕被墨索里尼政府给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的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写的一些纸条、一些片断被偷偷地运出来。最后他病死在监狱里,继任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把他的这些纸条编辑了起来,写了一个名字叫《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这本书是马克思学派发展的一个高峰。他逝世10年以后意大利文出版,40年以后英文版出来,现在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围绕着以葛兰西名字命名的杂志有四五版,是专业的杂志。葛兰西的思想主要认为现代国家不仅仅在政治领域掌握统治的权利,现代国家更重要在市民社会里,要夺取这个文化的领导权。说白了把符合统治阶级和统治制度的价值观和社会科学理论成为主流,让它深入人心,实现对人心的征服。也就是说不仅仅通过暴力来统治社会,还统治人心——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稳固的。所以葛兰西提出,一个完整国家的转型应该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后。首先它是要阵地仗,改变文化领导权,建立新的文化。在这个基础完成之后才能进入第三阶段,“运用”它的阶段,改变政治制度,建立新的国家。葛兰西的思考非常深刻。

现代,人们的自主性收入水平越高,流动性越高,教育水平越高,媒体越容易传播。政治的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公民的认可,完全靠暴力是维持不了的。当一个政府失去人心的的时候,当竞争对手把人心夺走的时候,有多少军队都没有用。前苏联的变化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政局。那么大一个国家,一切灰飞烟灭,完全沧海桑田。最近几十年变迁对葛兰西的理论是强有力的验证和支持。

葛兰西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在经济变革之后,紧随其后不是政治的变革,而是文化的变革,是经济与文化共同决定政治的目标,还有正当性的论说等等。这意味着即使有相似和相同的经济基础,如果文化土壤不同,政治结构也会不同。文化有自主性,历史文化也有它的惯性,不同的历史将塑造不同的政治结构。

所以我这里画一个图,一个国家转轨的图。横轴是正轨的领域,排列的持续表示顺序,在每一个阶段它有不同的核心任务。这样一个秩序主要根据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特别是葛兰西理论。我们考虑一个国家变迁的一个节奏。具体到中国,如果真的要从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转型,第一步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这一点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步战略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的领导权。这是新权威主义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文化。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亨廷顿提出一套理论,他的书也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的走势不是一条直线,一路的西化下去,它实际上是一个“U”字型的曲线。本土文化在现代化的前期是不断衰落的,但是当综合国力得到成功和膨胀之后,文化自信当回归。本土文化有一个强势回归的过程。而且他认为2000年以后,回归的趋势已经开始。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经验、中国的经验都非常好,这证明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他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本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即在儒家文化掌握领导权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

在中国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涉及到政治哲学。什么样的政治是好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要什么,不要什么。不同的文化土壤诞生出的文化政治哲学是不一样的。这些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未来政治的选择。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尤其这个文化的积淀非常的深厚,而且潜力无限,它为我们未来的政治想象提供的是一种非常广阔的空间。

第三步,我认为政治的发展不是中式的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把儒家的道统,把它最高的“天道”、“王道”这样一些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宪政等等,在制度上探索,结晶结合起来。但是它们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有次。中国文化为体,西方好的东西为用。我自己的主张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第四步,响应中央号召,争取对人类的文明有所贡献。

最后谈一下对于当前位置的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我们处于转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还是文化的重建。我认为的目标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建立儒家文化的领导权。通过这个,确立政治的合法性。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评价权威主义政治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我觉得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具有复兴传统文化趋向的权威主义是正当的,它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反过来说,如果你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核心,然后坚持市场基本的制度建构,在这个阶段,即使你是权威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仅仅是集权,就另说了。

这些PPT是根据一篇文章做的。这篇文章是2014年的时候写的,当时在圈子里没有正式发表,最后给PPT起的名字就是“文化决定命运”。我说的这些就是想说在今天文化的建设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涉及到文化自身,也涉及到中国整个未来的发展。所以所有关心文化、参与文化建设的人都是在担当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让我们自我表扬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