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卢云辉，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关注扶贫，尤其是文化扶贫领域。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的颁布，国家扶贫攻坚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彻底根除贫困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一是村庄公共性严重缺失，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脆弱，连片特困地区尤其如此。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地理、自然、人口、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共性日渐弱化。二是“强行政”“弱自治”格局有背离扶贫开发目标的危险。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往往把标靶瞄准资源富集地，并借助市场逻辑，搭上“扶贫开发政府配置资源”的便车，地方政府收获了GDP，资本获取了暴利，真正的贫困群众却受益甚微。三是社会基础难以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求。如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可转化为社会资本，但由于其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衔接度不高而难以增值，贫困人群的内生性需求疲软，仅靠外部单向“一厢情愿”推动扶贫开发，将会陷入越扶越贫的困境。

综上所述，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存在的诸如扶贫开发项目实施效率偏低，土地大规模流转使农户土地经营收益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产业扶贫呈现过度的行政路径依赖等问题，社会建设缺位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在大扶贫战略实施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最后阶段，结合扶贫开发实践，发现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地方经验：

第一，扶贫开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角色定位准确。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确立合理、有效的组织角色，促进扶贫开发的良性运作。一些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支持培育基层组织自我成长，如建立“自管委”(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的村庄合作模式。一些地方政府鼓励并大力支持“利益分享”合作社的发展，发展政府组织优势，整合扶贫开发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村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第二，扶贫开发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产业扶贫使村庄劳动力从外出打工向留守经营转变，通过本地就业实现脱贫致富。如贵州省湄潭县的茶产业的成功充分说明,湄潭茶产业这一生态产品与其生产方式的要求，使本地劳动力资源与其自然衔接，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双丰收。

第三，扶贫开发良性动作的社会基础是“分享共赢，和谐共生”。 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社会合作案例或经验，在于其是通过资源捆绑达到利益捆绑。政府、资本和社会的结构关系将市场与脱贫的矛盾通过政府扶贫开发资源的撬动，在社会合作的平台上得到良好衔接，村庄“弱”的人力资源在社会合作结构中变“强”，社会产业发展动力得到有效提升，既获得能满足市场要求，又获得能公平、正义实施村庄社会抱团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模式的内在逻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