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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终极关怀的迷失造成了今天很多问题

《中国慈善家》：上世纪80年代，你参与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当下中国，很多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游荡，没有方向感，你认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问题到底在哪?

陈越光：这可能要涉及更遥远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文明史，在整个古代社会，像两河流域的文明、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国周朝以前的文明，它们既有传说，但也是一种文明形态，已经组成社会。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能真正理解那时候的文明，因为我们不能了解那时候人们的意义世界。

我们知道，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理论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一些古文明开始发生突变，出现了所谓“超越突破”。什么是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本雅明·史华兹把这种“超越”解释为“个人退而远瞻”，金观涛教授进一步界定为：个人从社会中退出来，独自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而这以前的古代社会，文化熔铸在社会之中，一个古文明总是在社会崩溃时随之消亡，只留下文明的化石。正是这种“退而远瞻”，这种以个人而不是社会结构作为文化的载体，这种离开实然思考应然，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的视域。这些实现了“超越突破”的文明就开创了“轴心文明”，于是，有了传承至今的希伯来宗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有了传承至今的古印度文明，有了传承至今的中国文明。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明形态，都是在那个时期成形的。轴心文明的思想家认为，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对事情对错的看法，是可以从社会地位、制度规定、国家法令中独立出来的，文化的载体在个人。比如孔子所说“我欲仁则仁矣”，你求仁得仁不是社会、经济决定的，也不是靠外在条件，主体是个人。不同的文明形态有着不同的终极关怀,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了孔子，才形成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思想传统。

原来我们信奉的是道德哲学，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是一个纯粹的人，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到了清末，这种以道德衡量一切的思想因为甲午战败而被逐出了公共领域，到“五四”时期更是在家庭伦理中也被革了命，被否认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追求—以平等为内核，以革命为手段，在革命中追求永恒。这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很强烈的精神追求。

文革以后，这种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也幻灭了，追求绝对公平带来的是互相迫害中的巨大不公正，而且是一种民族生存的危机，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这种东西。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在反思“五四”以来的精神遗产时，批判和抛弃了原有的，却还没有建设新的，我们在终极关怀上是迷失的，精神真正可以生死相依、可以超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可以说，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追求道德的境界是无限的，止于至善。五四以后，我们可以说，生命是有限的，但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无限的，你可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但今天呢，生命还是有限的，无限的是什么?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惑。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民主与法治成为社会的基本建构，社会组织的正当性不再由终极关怀推导和论证。但是，不同文明传承的现代人依然以自己不同的终极关怀为文化和道德的基础。当一群人，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生命的局限，却没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寄托—没有宗教的慰籍，既不相信天堂的永恒，又不畏惧地狱的恐怖，彻底地无所畏惧—那活着求什么呢?法规又不那么健全，还往往遇到选择性执法，官场又那么腐败，他会怎么样呢?以前中国的传统是“以吏为师”，官吏就是你的老师，可腐败分子那么多，还敢以他为老师吗?当然你不见得有权，买官卖官的腐败你干不了，就只好弄点假货卖点假药，再撬点井盖呗。这就是孟德斯鸠说的“当品德消失以后，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这虽然有点危言耸听，拿它来评价当今中国也有失公允，但中国人现在的确面临终极关怀的迷失，是很危险的。

《中国慈善家》：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学热大行其道，你所在的中国文化书院也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而且，你曾经是“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全国组委会主任，并在大陆首推儿童读经，你认为，国人能够从中寻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真经吗?

陈越光：差不多3000年来，当人们在精神上遇到重大挑战，当外在的一切既定秩序的大厦面临倒塌时，总是回到内心的原点上来拷问：到底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应该不应该?而这个内心的原点，东西方不同文化都是在轴心文明时期确立的。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南怀谨先生点的题，中国青基会组织实施的文化工程，南老是工程指导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杨振宁等几位大师级人物担任顾问。当时有约800万少年儿童参与了经典诵读工程，活动的立意在于激活传统、继往开来。

要说今天的问题到传统中找答案，我想，寻找总是好的，但不等于说现成的答案就在那里。对于今天的挑战，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手中没有答案，古代中国人也没给我们准备好答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温孔孟，重温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思想?因为我们需要获得民族精神源泉的浸润，来恢复我们的创造力，并不是说那里已经有今天问题的答案了。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三重的：首先，我们面临与建设现代国家、实现现代治理相匹配的文化重建任务;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看到甚至感受到，西方300年来的现代化运动确立的个人权利、工具理性、民族国家三大观念系统，引发出个人无限膨胀的冲击波，以及不同文明的冲突，以致现代社会出现是否可持续性的挑战;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终极关怀的迷失带来的问题。

我觉得西方精神世界也面临很多苦恼：国家利益和人类精神追求的冲突，个人权利至上，一部分人的心里上帝死了，一部分人的终极关怀变成个人和上帝的私人契约，公共性越来越弱，换句话说，我们无论站在中国还是世界的角度，今天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挑战性、最需要创造性的时候，也是在一个空前迷茫的时候。

我们和历代圣贤为伍，和千古经典同行，既是要学习他们的自信和智慧，也要学会他们的谦卑。通过传统这面镜子，来看看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包括曾经拒绝和批判过的东西—这些曾经是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精神的原点上重新创造，并不是可以在孔子的书里面、在历代圣贤的书里面找出今天的蓝图。当年的北宋五子、朱熹、陆王等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思想家们，之所以成为在传统中站起来的巨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回到了孔孟，而且消化了佛家、融合了佛家。今天的我们，能在回归传统拒绝现代、谨守中学排斥西学的思路中实现大复兴吗?

年轻人对现实的问号是一个民族思想解放的起点

《中国慈善家》：你是文化学者，但长期以来，你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你认为当今教育问题的症结在哪?

陈越光：一切关注文化的人都会关注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手段，某种意义上说，关切文化的未来，就一定会关注今天的教育。目前，我们对教育的关注是空前的，教育的投入也是空前的，尤其在老百姓心目中，对教育的重视也是空前的，但是教育自身问题多多。

最主要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价值缺失。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说不清楚。教育除了教知识还要传道，老师就是传道解惑，问题是，老师自己的道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公平缺失。相对来说，高考制度分数之前人人平等，是维护公平的，但是在这个公平前面已经包含了太多不公平。城市和农村，特殊城市和一般城市，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尤其是在公立学校为主的状况下，还出现了这么多教育不均衡，那就说明存在制度性问题。既然全是公立学校，就不能是这样啊。

第三个就是方法的缺失。我们现在的教育，几乎是用军队的训练方式，来闯高考的独木桥，有的学校甚至完全是魔鬼训练营的应试集中营方式。因为价值缺失，我们不是在培养君子，不是在培养真正有道德、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只是在培养能考上好大学、能通过高考分数的高门槛的人。

你到学校里去，许多教室都贴着培根的像和他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想，这个力量是没有方向的。力量是要人去用的，因此培根还有一句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话，“知识在书本之中，而使用知识的智慧却在书本之外。”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禁锢在书本之中，所以，这些知识往往对付考试有用，是否对生活真正有用就很难说了。

我认为，教育既要均衡化，又要多元化，均衡化是底线，多元化是途径。多元化是要逐渐实施的，教育面对的是人，人是多元的。在这中间，第一是开放，现有的教育体系是封闭的，教委一家办学，学校和社会之间是封闭的。而且，学科之间是封闭的，教育方法又是封闭的。我们是迫使不同的人去适应它，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为不同的人着想。教育领域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了。

中国的教育应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这需要逐渐解决，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价值缺失问题。随着社会的文化重建，社会在价值上也会逐渐实现多元。社会需要不同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得奔着最高学历，不是高学历，同样可以有成就，可以得到社会尊重，也能够有体面的生活。

我们要在人类进步的方向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真正在人类进步的方向上，展示它的魅力，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国崛起、一个民族沙文主义的复兴。我们应该重建道德、重建终极关怀、重建教育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以政府公办学校完全体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和公平，同时有丰富多彩的民办学校，体现教育适合不同人群的多样性。某种意义上来说，精英教育应该是民办的，不该是公办的。因为精英教育一定要集中更多的资源，不能用纳税人的钱，为少部分精英服务，这样就会出现不公平。

《中国慈善家》：中国价值文化的重建，是靠政府来推动还是社会自发完成?是否能靠教育来完成?

陈越光：对社会的引领最重要的是思想引领。从社会运动理论来看，权力、资金、思想这三种力量中，影响力的一时强度的排序，与持续度、深刻度相反。

中国的价值重建跟教育当然有关系，但是要靠教育来完成，不可能。因为是先有价值形成，教育在制度化以后总是滞后的，最前沿的东西也不可能在大学里教。

但是为什么文化重建中教育又很重要?因为教育集中了年轻人。我们看大学，一个是华丽的校园，一个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但这都不是大学内在的东西，大学内在的东西就是追求真理，就是好奇，就是对人类想象力的完美演绎。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它对当今思想的困惑和怀疑，都是其思想建设的重要元素，而这些困惑和怀疑，最敏感的人群就在年轻人中。所以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运动总是关注于青年。

耶鲁大学校长曾在招生电视广告上很自豪地说：我们不能给青年人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给未来承诺，为他们准备好一批可以创造美好未来的年轻人。创造美好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的问号就是一个民族思想解放的起点，所以，思想运动总是和青年连在一起。30年前,《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在21世纪，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闪电为我掌好灯”的期待与豪情吗?!（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