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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健文明、德施周溥——中国传统的善政理想对当代慈善文化的启示

非常感谢主持人陈越光老师。也特别感谢中国慈善联合会彭建梅执行秘书长的邀请。

我的研究方向是王安石变法和政治哲学，“善政”这个理念是我一直关注的焦点，其实跟慈善的关系有一段的距离。今天跨界分享可能我的这个跨度是最大的，我就把我自己研究当中的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也请大家批评指教。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刚健文明、德施周溥——中国传统的善政理想对当代慈善文化的启示”。大家讲到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时候更多容易想到宗教的，比如佛教道教这种布施，还有宋、元之后的乡社共同体当中的义庄、义田这类的慈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慈善文化向更渊源处，向更经典处去追寻的话。其实中国慈善文化的根系非常深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善政传统的核心精神。善政传统我认为最核心处就是《周易》，而《周易》的乾卦给我们展现出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生机勃勃的场景：从初九的潜龙，到九二的见龙在田,九三的朝乾夕惕,九四的或跃在渊,九五的飞龙在天,上九的亢龙有悔，“时乘六龙以御天”，勾勒出一个生机勃勃，非常有活力和有内在的生发性、主体性的场景。

所以到春秋时期，孔子做乾卦《象》传的时候特别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内在的核心精神，在我看来也是中国慈善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周易乾卦九二爻的《象》传：“见龙在田，德施溥也”，这个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关于这样的一种善的精神，如何普惠到民众的原初表述：它好像是一条飞翔的巨龙来到人间，行云布雨，跟老百姓在一起，使人间的田野里面可以有庄稼生长出来，这是一种天道对于人间的布施。“见龙在田，德施溥也”，也反映出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这是《周易》所理想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从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到中间层的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再到顶层的治理者，大家都能够激发出一种根源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周易》里面有另外四卦可以和乾卦对照来看。一卦是否卦，否卦是什么呢?是乾在上，而坤在下，天在上地在下，主动者皆在上，然后从动者皆在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天地割据，阴阳不通的这样的局面，这个就是典型的“否”。反过来的泰卦是，乾卦在下，坤卦在上，把下层的主动性、能动性充分的调动起来，使得上下之间、天地之间构建一个本源的、深层次的沟通，这是否极泰来的泰，它代表的是一种天地之间的通泰。

又如比卦，是除了九五之尊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是阴爻，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极权的、强大的意志，而其他所有社会各个阶层都围绕这一极权意志，在一个从动的、被动的前景下面，这是比附，社会失去了它的活力，而只为一个专制的中心权力所驱动的格局。而与比卦相反的则是大有卦，大有卦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宽容有活力的，但同时又不是过分强势的核心，这样的核心能够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主动性和生动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所以在大有卦的《彖》传里面讲说：“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它体现出一个上下相应、刚健文明的这样一种德行。

这一点在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思想家那里得到更为深层次的阐发。今天上午有好几位老师都提到孔子这句话，来自《论语·雍也》，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这个怎么能简单称得上仁呢，这已经到了圣的境界了，尧舜恐怕都做不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重要的是什么?是立已立人，达己达人，把立己和立人这两个事情看作同一件事情，在立己的同时立人，而立人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身主体性、自身人格成立的过程。

在《孟子·公孙丑上》篇当中，孟子也把这样一种观念表达为“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之掌上。”这个是中国善政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有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这样一种不忍看到老百姓穷困痛苦、饿死于道路，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一种情景是社会精英、儒家士大夫所看不下去的。这种不忍人之心本身是善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

总结起来这个善政的核心精神：我认为善政是从人格修养、法度建设到治国理政的整体系统，需要在顶端设计的层面上体现忧患、公平、责任等观念，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从而激发社会各个阶层自强不息的活力，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生气勃勃的整体。在下是自强不息，是博施济众，在上是大有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同时有利己利人，有上下相应来把这个社会各个阶层调动起来、活化起来、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刚健文明的核心理念。

善政这个理想看起来迂远难行，但是在中国大历史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轴心与船舵的作用，因为现实当中的政治的权力欲望和利害冲突始终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他提供一个约束其边界，提摄其精神的内在力量，不至于完全堕落为厚黑权谋。这种张力在帝制时代里面表现为“道统”与“政统”，“王道”与“王权”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历史发展非常的崎岖坎坷，但是这个价值理想始终贯穿其中，引领道路方向，并保有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可以把中国善政理想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古时期的善政典范和核心理念。大家很熟悉的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黄帝创制度。这些人物都带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塑造和追忆的成分在里面，这一些追忆本身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共同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大家很熟悉尧舜禹的禅让。除了禅让之外，尧他著名的是什么?“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是通过观察天象制定立法授民以时，这是一个带有“天”属性早期君王。而舜“询于四岳，辟四门，三载考绩”，开创了三年考评下属功罪是非的这样一种机制，从而黜陟幽明，所以舜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人”，在人事上面带有非常强的开创精神。大禹，“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大家都很熟悉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他是一位属“地”的上古圣王。所以尧舜禹的带有神化性质的上古传说当中，同时包含了“天、地、人”这样一种观念在里面。

这些上古善政典范本身带有后世的塑造，但是这个塑造里面也体现出轴心时代思想家构建出来的王道理想的内涵，包括：仰俯察，道法自然;重农务本，以礼教化;革新通变，与时俱进;选贤任能，大公无私;还有勤政忧民，统筹均平。这些看起来都像是政治口号，但这些口号在中国政治史当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当中国政治快要堕落进那个不可逆转的深渊的时候，是这样的理念始终使得人心当中，使得士大夫当中，使得普通老百姓当中有这样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把大历史重新带回到正向轨迹上。

第二个阶段是先秦时期的善政思想与制度探索，我们很熟悉的孔子讲的仁政与礼制，老子所讲无为而治，墨子提到兼爱与非攻，这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关于善政理念的一些论述。到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争鸣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孟子讲的仁心与仁政，荀子讲的正名与王道，韩非子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人，他是从君王术的角度来讲“抱法处势任术”，商鞅更加直接，他不仅仅是讲君王术，还把这套理念直接用在治国之上，强调耕战强国。除了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诸子之外，还有一部书实际上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大，这部书是《周礼》，它世传为周公所著，但实际上应是战国时归纳创作而成，是先秦制度理想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的历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对先秦善政思想和制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看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对于王道都有不同的阐释。儒家强调的是仁义为本，以礼治国。道家收敛权欲，清静安民。墨家希望统治者都可以勤政俭朴，兼爱非攻。而法家认为如果天下都是纷乱的，都是割裂的，民心始终没有办法安定，所以更重要的是修明法度，天下一统。

第三阶段是秦汉以来的治理实践与经验教训。这个阶段如果从善政的角度来看它是很有争议的，因为所谓追求善政的历史，本身也是封建王朝的历史，甚至从某个角度看是一段暗黑的历史。但是可以看到，不论是秦始皇车同轨、书通文，汉武帝通西域、平匈奴，隋文帝改制度、开科举，还有康熙皇帝所开创的康乾盛世，都会在帝制与中央集权的弊端当中，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中央集权的利。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更要有自信，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帝制与中央集权有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中国大历史当中始终包含了对于社会公平的诉求。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这种有革命的甚至是反叛精神的下层老百姓，起来去诉求社会公平。同样董仲舒所批判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中国社会当中一直难以治愈的顽疾。

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改革也一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著名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变法以图富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司马光则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变法改制不但损害到社会上层阶层的利益，也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变法是不能轻易去实行。但王安石觉得如果说今天“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中国历史同样还有影响深远的“武患”和“文弊”的问题。所谓“武患”，杜甫《兵车行》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唐玄宗开拓边疆带来的结果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更替之后，为了惩这个武患，又产生了文弊，如北宋时期，积贫积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直到靖康之变亡国。在这样的文弊所带来的危乱中，又有像岳飞这样的人物出来，以他的强大的治军理念，让大家记住“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卤，是我军中人”。

所以总体而言，帝制时代治理实践当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根源性的问题我认为是王道与王权之间的张力，如图所示，这是我所总结出来中国大历史中关于“治理之道”的六大问题：

一、 如何将有不同观念文化习俗的方域整合为一;

二、 如何防止财富权力恶性膨胀而保证社会公平;

三、 如何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 如何实现对内的有效治理和对外的强力防御;

五、 如何在王朝更迭往复中寻找历史逻辑与方向;

六、 如何为人的伦理与政治奠定理性的形上根据。

第四阶段是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和民族复兴。从推翻帝制、土地革命、三湾改编、到建立新中国，建立新的工业体系，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成就，包括今天的反腐，军队建设，一带一路，精准扶贫，新工业革命，在我看来都是中国大历史演进的一个积极结果，是由于先秦善政理想和历代政治实践中蕴蓄的精神力量与经验教训，在内外多重因素作用下，特别是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成果基础上，于近现代激发出中国革命的雄浑伟力，形成直到今天依然在强势推进的改革事业与民族复兴。

最后做一个总结：中国善政传统对当代慈善文化有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对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理解，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教团、宗族和乡社共同体层的互助与赈济，而应该有宏观的和大历史的视域，把具体的善行和整体的善政结合起来。

第二，慈善文化可以吸收宗教思想的博爱与悲悯，但是核心精神应当反映一种人文、普世的治理理想，而不应该是宗教的彼岸神话。

第三，慈善作为“博施济众”的事业，其价值根基应当是“刚健文明”，不是高阶层对低阶层的施舍、自我满足和地位固化，也不是简单的“授人以渔”，而是持续变革的背景下，不断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力，流动性与主体意识。

最后，我认为，我们需要逐渐走出近代以来在文明层面的自我怀疑与否定，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和大历史的兴衰浮沉，从学理和社会实践角度，来正面阐释“善”这一核心概念，建立“善理论”和“善文化”的自信。

这我自己一些简单的分享，请各位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