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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中华慈善第一次转型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开始走向没落，使得原以家族慈善为主体，以善会善堂为载体的传统慈善已经难以维持现状再有作为。造成中华慈善第一次转型发展的动因来自于西方社会福利观和公益慈善思想观念的启迪。

我认为转型还是从慈善观念的更新开始，这种观念更新充满着策略与智慧，一个是传统慈善把做慈善看作是积德行善，是一种道德操守的外在体现。到了近代许多人已经不再是从道德和同情心的角度做慈善了，而是将慈善看作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责任和一种担当。第二，慈善救助的范围不再以家族和自然村落为限，而是不断扩大，救助对象更加多元化，从熟人社区走向陌生人社区。第三，对于受助对象已无明显的道德评核要求，发扬人道精神，例如中国红十字会。第四，近代慈善救助的方式更加注重人的灵魂，即造血式救助，让被救助至人习得谋生技能，最终能达到自救。第五，不仅仅是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而且还要发展社会公益，改良社会环境，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

与观念更新转型的相适应，传统慈善在实务操作实践上也进行了转型，转型突出的标志就是慈善的民间性。所谓民间性其实也是问题与挑战的产物，我这里认为有七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第一，慈善救助的主体已在改变，不再是政府，而是民间社会。第二，民间出现了大批慈善家群体，改变了传统社会以个体、宗教和家族为主办慈善的状况。第三，民间慈善组织大量涌现，产生的是一种穷新的体制架构，改变了传统慈善轮值会的状况，体新乐分工合作，专业化的水平也非常高。第四，在善款善人上表现了广泛性，不仅有官款，而且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救助。第五，在救济方式上教养并重，手段上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第六，在救济范围上表现出广阔性。第七，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慈善法治的建设，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多慈善的法规，而且在1929年已经有《基本法》。这是我讲的第一次转型。

第二次转型，我认为它由传统转向近代，发展了七十几年，发展了70余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应当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转向当代。我认为改革开放经过了14年复兴，又经历了14年发展历程，到了2008年中华慈善才开始了从近代到当代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的动因完全是来自全民慈善和全民问责，这年汶川地震的发生，国内捐赠总量达到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而且这年国内个人捐赠的数量首次超过企业，占捐款总额的54%。2008年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全民慈善，由于是全民慈善，人人捐款献物，自然会关心自己捐的钱到哪儿去了，偏偏这个时候出新了郭美美事件，一下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风口，一下子全国人民的眼球都吸引住了。于是慈善就由全民关注了全民问责。正是因为这个全民问责从而才有可能相当于成都和范围推动当代慈善快速转型发展这么一种步伐。因为全民问责实际上就被官办慈善曝露出某一些弊端，通过传媒抨击就给政府管理部门和慈善组织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在2008年以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政府政府和慈善界无论是官办还是民营、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对众多的问题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改进以及创造性回应，这种反省、改进和回应不能说不是智慧和策略。

从2011年到2016年这五年多所发生的一系列回应和创新的举措，可以说是官方和民间齐头并进。我把官方和民间这些创造性的回应和创新突破，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成为了助推中国慈善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开始到如今可以说中华慈善正处在第二次发展这个转型发展当中，所以我们今年《慈善法》比较颁布实施了，还不能说现在已经转型成功了，因为当代慈善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营还依然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需要策略和智慧，依法行善任重道远。我认为目前助推中国慈善第二次转型成功，要在如下这五个方面实注着力，而且始终不渝：第一，传承中国慈善的优良传统;第二，创新当代发展的理念;第三，完善当代慈善组织的运营机制;第四，加强当代慈善文化的建设;第五，理顺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此外，第二次转型成功还应当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可行的路径选择与准确合理的定位，因此我这里又特别强调三点：一，当代中华慈善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二，当代中华慈善发展的路径选择应当是民营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第三，当代中华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应当是“民办”与“官助”。我认为如果道了上述，中华慈善的第二次转型可以从近代专项当代，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