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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业兴

青年恒好公益基金秘书长

青年恒好公益基金由恒源祥集团主要捐赠出资，设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源于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等各界机构联合发起的“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行动”，该项目是大陆地区青年公益创业领域，最早发起、覆盖高校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自2009年至2015年底，共计资助130个公益创业青年/团队，并给予5000—50000元的资助;先后在15个省市举办40多场城市巡讲、高校大讲堂、学者沙龙、论坛峰会等;出版国内首部《中国青年公益创业报告2014》;影响100万中国青年。未来青年恒好公益基金将在公益创业青年孵化、教育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全方面推进中国青年公益创业生态建设。

2016年10月16-30日，我参加了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的老牛学院二期美国访学活动。此番美国之行，深入基金会、政府、金融公司，系统性了解美国非营利组织投资管理实务。深刻体会到美国本土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文化，所形成的整个社会运行环境，造就了当下美国独特的非营利组织业态。

两百多年前，一群来自欧洲的清教徒因欧洲大陆工业革命导致失去土地、失去工作，不得不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上岸前他们约定要自力更生、相互合作、共创家园。独立宣言到美国宪章，无意例外的强调自由、民主之权利与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公民自由支配财产、支持慈善事业的权利得以充分保护。

(美国第三人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

在美国个人捐赠行为及其普遍，超过75%的家庭每年会参与公益捐赠与志愿服务。大量的公众捐赠与慈善家的财富汇聚到第三部门，希望推动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与此同时作为慈善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共基金会与私人基金会，始终在探索实践着如何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与公益效益最大化。

为了推动私人基金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慈善领域，美国联邦税务局要求私人基金会每年支出上年总资产的5%用于慈善事业(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被要求每年支出上年捐赠收入的8%)。基于公众理性捐赠与媒体监督的信任，联邦政府对于公共基金会则无年度支出的明确要求。

(纽约州副检察长/慈善局副局长KARIN KUNSTLER GOLDMAN)

统计显示，公共基金会年度支出占上年收入的4%～6%(而中国公募基金会则被要求支出超过70%的上年捐赠收入)。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与市场选择的作用，将成为中国政府面对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单纯通过法律、条例直接要求慈善组织的支出比例，是否真的有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值得反思。

美国社会充分的商业竞争环境与广泛的基督教信仰基础，造就了美国人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价值观。在此次访学中，我们从不同角度感受到美国文化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影响力。

案例一：

在美国慈善信托并不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只有在捐赠发生时，原委托人才能享有相应的税费减免。伯恩斯坦公司副总裁Brad Hawkins分享的慈善先付年金信托与慈善剩余年金信托作为两种常见的慈善信托模式，再次展现了美国社会的灵活与严谨。慈善先付年金信托，约定每年固定收益金额捐赠给慈善机构，剩余部分收益支付给受益人(可以是其家人)，在信托年限结束后所有资产给到委托人或受益人。慈善剩余年金信托，则约定每年固定收益金额给到受益人(多为家人)，剩余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在信托年限结束后所有资产给到慈善机构。

(伯恩斯坦国际金融公司老牛学院合影)

案例二：

福特基金会投资部负责人分享的影响力投资板块，则展现了慈善组织希望调动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商业部门，以期释放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在美国，项目相关性投资被计入年度慈善组织5%的支出，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这种聚焦社会影响力创造，同时兼顾财务回报的形式(一般在1%～2%)，被众多私人基金会广泛接受。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任务型投资，如今也成为美国慈善界新的趋势与方向，慈善组织希望将自身95%的本金，用于投资符合其自身使命、愿景的行业领域，如：教育、医疗、新能源、环境等。

(福特基金会投资部负责人LINDSAY M. STRINGFELLOW现场分享)

案例三：

基金会委员会的同行们，为我们展现了如何更好的优化自身的捐赠策略。在美国个人捐赠享有不同的免税额度，向私人基金会捐赠可享有30%的税前抵扣额度，向公共基金会捐赠则可享有50%的税前抵扣额度。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源于美国联邦政府认为，私人基金会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有效社会监督，因而额度较低。公众基金会受赠资金多元，民众监督与媒体曝光充分，故额度较高。此外对于现金、股票、艺术品等不同类型资产的免税抵扣额度计算也是不同的，其中现金50%、股票30%、艺术品20%(公允价值折现抵扣)。

(纽约社区信托/纽约社区基金 历史上的慈善信托委托人简介)

案例四：

华盛顿良好商业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是由100多家 NGO联合发起的行业性自律组织，为的是让商业部门与捐赠者在充分自由的市场选择中，找到可信任的慈善组织给予支持。相比较慈善事业政府监管责任，美国要比中国轻的多，政府并不直接要求慈善组织的行政支出、工作人员薪资、筹资成本等。而BBB的存在，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缺位。成为BBB会员必须承诺每年慈善支出不低于当年支出总额的65%，筹款成本不超过当年筹款总额的35%，此外BBB还要求会员必须符合其管理标准，如：组织治理规范、财务流程规范、定期年检评估、信息公开等。

上述案例无一例外的展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观，一方面给予慈善组织自由的发展成长环境，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其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民间自治、媒体监督则成为了慈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美国马里兰大学中国办公室主任安耐德介绍此次基金会投资访学项目)

慈善事业在美国也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链，专业化的分工无处不在。从前期的捐赠者服务与慈善募捐，如洛克菲勒咨询机构专门为慈善家族定制慈善战略与慈善规划，联合之路通过庞大的社区捐赠网络与企业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截止目前其依然是全美最大的受赠组织;到中期的慈善资产保值增值，如伯恩斯坦国际金融公司管理着华盛顿地区七成以上的慈善资产;纽约社会信托则与银行业合作，通过输出专业能力，为高净值客户提供长期公益服务，以便其可以专注于资产保值增值;到后期的慈善资产有效使用与评估，如罗宾汉基金会的货币化项目影响力投资回报模型，让不同类型的项目间具有了可比性;基金会中心网则通过信息公开服务，让公众随时可以了解慈善组织的筹资与效能，以便公众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

一百多年的发展，专业化的慈善分工协作文化，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仰，他们相信只有相互制衡的权力(在美国慈善组织成立、注册、免税是相互独立的，相应权力分属于个人、州政府、联邦政府)，才可以保证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从优秀到卓越，专业化分工协作，相信也将成为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