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

2015-05-21 15:10:46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   
 

  康晓光教授于1993 —— 2005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005 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现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并于 2007 年起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目前还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2000 年至 2002 年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进行访问研究。

 


 

  康晓光教授从中国的君子文化谈起,深入分析了传统文化对和于构建公民社会的巨大作用。他认为,给予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为个人追求公共利益提供了可能性。君子文化中的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修齐治平的利他主义原则、以及平等、忠恕、忠信、能群、和而不同的人际交往准则,能够使人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幸福,能够使大我和小我相平衡,能够使公民社会融入儒家文化,并加以校正、调整和适应,对于我国慈善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演讲全文: 

 

  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各位朋友做一个汇报,谢谢。

 

     我的话题叫君子社会,为什么?君子社会主要是要回应一下公民社会的问题,这30多年,公民社会在大陆也是风起云涌,发展非常快。公民社会如何进入儒家文化的空间,他怎么样在儒家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儒家的文化对他应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矫正和调整,他又将如何适应儒家的文化。在这里我的演讲主要是要回应这样的问题。文化非常重要这一点各位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那么现代社会的文化诉求,我主要集中谈两点,一个是因为将讲到公民社会的时候,主要是涉及到公民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没有鼓励个人积极的参与公共生活这样一种价值资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在这本书里面,费先生认为中国人是一个顾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鼓励大家自扫门前雪,不管别人的瓦上霜,所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文化。他这本书流传非常广,包括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人,都读过他的这本书,大家误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公共精神的,是没有结社的传统的。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权力这个概念,个人权力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公民权力对于每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政治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价值的基础和法理的基础,没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包括我们第三部门所需要的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参与公共生活的这些自由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无从谈起的,我们也没法做这样的论坛大会。所以从儒家传统里,如何能够开出这样的公民权力,这也是非常严峻的角色问题。

 

  儒家在人性中这里面,实际上认为他对人性的理解,也就是说性与天道的这个理解,认为人本身具有利他主义的这种本质性的东西,人本质是有利他的,仁者爱仁,爱自亲始,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在父母与儿女这样一个非常原始,非常真切,非常生动的情感的体验中体会到爱。这样的一种爱就是仁,顺着这样的一种爱,他要求你忠恕之道,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不断地外推,这种从个人,从父母,兄弟姐妹到朋友,一直四海之内皆兄弟,由仁爱可以达到一种博爱的境界。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中国文化中蕴含着非常深厚的利他主义的东西,通过这样利他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实际上从对人性理解上来说,充分的肯定参与公共生活这样的可能性。

  

  在儒家文化里,对公与私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这里公与私和西方社会科学里讲的公欲和私欲有本质的区别,他主要是讲,你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同时儒家对公共利益他是认为高于个人的利益,因此在《礼记》讲到“大弘和小康”的时候,他把公的价值推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这样一种至高的理想他就确定了公和为公的这种至尊的地位,为公共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样一种公共的精神之外,我们实际上要回答的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概念,如何从儒家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义理出发,我们来建立权力的概念。

 

  《大学》是几乎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非常熟悉的儒家的经典了,他确立了中国人献身公共利益,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的途径,就是所谓的三纲八目,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由庄子说的“内圣外王”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的路线本身,我们从《大学》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假如说孔子、孟子生活于今天的话,根据他们一贯的立场,根据他们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的路数,我们可以说在今天一个中国人要想实现《大学》对他的要求,也就是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如果他没有最最基本的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他怎么可能履行他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作为君子的基本责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孔孟生于当代,根据他一贯的立场和原则,他一定会认为一个君子,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这些最基本的个人的权力。

 

  所以尽管儒家在几千年前,他没有提出人权这样的一些概念,个人权力的概念,但是根据他的原则,我们完全可以毫无障碍的推演出,在今天他会同意人们拥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力。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儒家的传统里,无论是激励个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这样一些思想资源,还是说与现代的权力概念连接起来的内在的脉络和逻辑,都不存在这种不可逾越的公共,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儒家的这样一套思想完全可以很好的支持公民社会在儒家文化圈的安家落户,同时我们可以对公民社会,他的传统中这种以自利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权力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修正。

 

  我们儒家讲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德行的权力,也就是说我们去参与这个公共事务,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是为了去争权夺利。然后个人去努力,拉帮结伙去努力,然后在这种选举的过程中,在这种议会讨论的过程中去赢得自己的利益,不是的。每个人参与公共生活,参与政治生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大的我,不仅仅为了小我的利益,而是为了大我,实现共同的这样一种和谐和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实现投入这个大我,实现大我的利益的同时,这个小我才得到真正的成就。也就是说在这里自利与利他,成己与达人,都是高度一致的。

 

  我这里也简单的罗列了一下,在社会的这个层面,因为在春秋和周朝的时候,家国,从家到国这样的宗法封建制度的背景下,今天在家和国之间有了社会这样一个环节,但是他确定了一些人际交往的规则,我想最基本可以说是平等的,忠恕、忠信、能群,与和而不同。都说儒家讲不平等,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理解。这个我多说几句,儒家在人格平等的问题上,他是高度平等的,也就是说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人性基本是差不多的。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说从最基本的人格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的人跟圣人都是平等的,在机会上,儒家也是主张平等的。比如孔子的理想就是“有教无类,选贤物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教育,通过教育变成贤且能的人,从而来管理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机会平等的。

 

  但是在结果平等的方面,儒家不主张结果平等,他要求的是所谓的“各得其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样的一种态度。仁者爱仁,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仁爱与博爱。我认为仁爱比博爱更真实,更有力。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调查,实际上在西北欧的一些结果,你会发现他也非常儒家的。同样如果交得起一笔奖学金的话,基本上都是先给自己的孩子交,不会给一个,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给一个陌生的孩子去交学费,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非常抽象的博爱,人与人之间的等距离完全是一种空想,像仁爱这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样的一个循序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恰恰是一种最真实的,最强有力的,也是一种最深厚的,根源最深厚的人文示爱的一种方式。

 

  儒家也讲忠信,讲能群,《吕氏乡约》里讲的这些一些北宋时期总结的合作原则,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比我们今天到处签署的那些协议合同要好的多,16个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主要是讲德行和权力。

 

  我想说几句关于灵魂,有人经常说儒家认为人死了就死了,太理性了,太客观,所以中国,儒家的人什么也不怕,无所畏惧,因为没有神明,所以由于无所畏惧,就敢于胡作非为,我觉得这种说法实际不成立。儒家尽管承认无论是肉体还是所谓的灵魂,都会死,但是他不是说由于说我两腿一蹬了,所以我可以无所顾及,胡作非为,绝对不是。儒家他是想在通过在此岸此生,通过积极的努力,他要追求死而不朽,那么儒家超越这个死亡的,我想就是三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通过生物学的繁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繁衍子孙后代来保证生命的延续,这是对于所有的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唯一的要求。但是对于君子不是这样,对于贤人不是这样,对于贤人就是你要追求不朽的事业,你要做出三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说对于君子和贤人来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治国平天下,通过造福于他人,让恩泽,使你所造就的恩泽,让世世代代的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到,让千千万万的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话你就活在他们的心里,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赢得一种真正的不朽,这是《左传》中讲到的三不朽。

 

  在这样三不朽的体系中,历史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也就是说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中国历史的审判就是末日的审判。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就是上天堂,遗臭万年就是下地狱,所以中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去记录一个真实的过程,而是所谓的春秋,就是他把道德判断,把这种褒贬融入在历史的记忆当中,他是对一个人,一件事等等,他把他的这种价值评价放到历史里。文天祥讲的最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一种生死观,这样一种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通过活着的时候,成就伟大的事业,造福于大我,从而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而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呢,就是利他为大我,为这个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生死观上,在这样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上,儒家的文化是充分的激励每一个中国人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为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想再占用两分钟的时间。儒家是不是太精英化了,说只有每一个人,只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配讲具有公共精神呢?不是的。一方面,他对普通人,对君子,对圣贤有不同的要求,同时既使是对这些最优秀的人,孔子讲自己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也不是说他必须要实现他的理想和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每个人只要尽心,只要尽了力,那么你是否成功都没有关系,你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你都可以获得内心的这种安宁和幸福。

  

  我特别愿意引用《论语》开篇的三句话来讲这层意思,大家知道在《学而》篇里,孔子实际讲了君子的三种人生境界,最理想的是“学而时习之”,学习还有机会去实践,就是通过学习、思考,树立了自己的志向,有了人生的理想,“时”是时机,“习”是实践,时代又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命运,让你有机会实践你的理想,这就是君子最最美好的境界了。所以孔子说“不亦说乎”,“说”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喜悦。如果退而求其次,你没有机会去实现你的理想,但是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不太多,所以“有朋自远方来”,身边没有那么多朋友,稀稀拉拉的在这个世界上分布着,毕竟还有几个人志同道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也不错,这样一种境界,不亦乐乎,也是值得高兴的。最不幸的是什么呢?最不幸的就是“人不知”,没有机会去实践你的理想,也没有人理解你,甚至你还要受到误解,受到打击,受到诽谤,而不怨,仍然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为人之道,仍然独善其身,这也不错,所以孔子就把他(称之为)“不亦君子乎”。

 

  因此我想在儒家的境界里,有抱负、有坚持、有担当,但是最终成败得失那是天命来决定的,所谓的尽了自己的职责,最后听天命而已,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内心都是幸福的,都是一个只要你坚信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你就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在这里,孔子教导我们的东西,可以把我们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小我和人类大我的利益可以完美的统一起来,我坚信只要中华的文化能够得到好的复兴的话,不仅仅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可以为人类的更长远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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