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在全国持续开展青少年综合素质调查,建立我国青少年各阶段心理发展的标准与常数,编纂青少年心理发育手册,建立标准化的心理测查工具体系与功能完备的数据库。同时,还要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多位一体的提升青少年心理能力的环境与网络体系。学校应建立“评估—反馈—提升”方案,创设优良的学习与人才培养环境。[详细]
我国尚无专门规范儿童免受虐待权利的法律。该项权利虽然在许多法律、法条中都有涉及,但这些法律规定凌分散,对儿童免虐待的界定不够严密,缺乏明确指导和规范。[详细]
父母是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和任何机构都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很多农民工因生计问题,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可以理解,但随着这个问题不断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父母作为孩子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也应被提高,而不能将这个原本属于家庭教育责任的问题,转嫁给政府。[详细]
一是以立法形式对播出内容制定精细化标准,对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片中不能出现的语言、情节、镜头、逐条明确规范,并对违规者予以严惩。二是对电视儿童片播放时间予以规范,在应就餐和休息时间停播儿童片,并做好监管。三是建立相应的事后投诉、处理、申诉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明确监管部门。[详细]
如何打通儿童福利服务“最后一公里”?黄廉熙委员认为,要通过机制创新,建立完善孤儿及其他困境儿童养育状况督导、儿童信息报告监测反馈、儿童福利台账、儿童帮扶等多部门联动机制。还要倡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服务,对于参与儿童福利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等,政府要给予税收等方面优惠。[详细]
要强化政府责任;全社会要关注留守儿童;应该研究留守儿童的需求,以及乡村办学的规律;在研究乡村学校办学规律、教育特点的基础上,需要加强教师的培训;可以通过购买人才扶务、购买教师服务的方式,解决乡村学校阶段性的师资不足问题。[详细]
建议取消收养人子女数量限制,这与人口与计划生育重大政策调整及其调整背景相衔接。同时,考虑被收养人是亲兄妹(双胞胎)等特殊情形,可以要求同时收养,保证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详细]
建议加强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法制建设,将零散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起来,制定专门、全面的《困境儿童救助法》,全方位涵盖困境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康复、司法保护等各方面,并注重其可落实性。政府应加大对救助事业的投入,制定社会福利机构建设发展规划,筹集专项资金。[详细]
建议出台组合性社会政策,完善0-3岁儿童照料体系,形成多元化的照料渠道,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比如,可以鼓励兴办公办及民营的0-3岁儿童照料机构,从资质和日常运作上进行严格监督,从政策上给予充分扶持。鼓励有条件的工作单位重建育婴室,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可对受益职工适当收费。[详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修正案(九)做出司法解释,明确“侵入式”猥亵行为属于刑九修正案第十三条第二款中的“其他恶劣情节”,从重处罚,起刑点为五年。应完善《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加强对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详细]
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国家监护的概念,将政府保护职责从社会保护中独立出来;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加快家庭教育立法进程,通过家庭教育立法,让监护人知道如何正确行使监护权,提高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能力,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家庭环境。[详细]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残障儿童的抚养观念还是有些差距,即便是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也不愿意抚养残障孤儿,将其看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残疾人的态度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顾之后,一样能成为社会文明的建设者。[详细]
当前中国对孤独症的关注还有待提升,医疗和康复服务巨大的供需矛盾,和患者家庭的财务困境叠加。孤独症群体的生活仍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呼吁,建立健全孤独症群体社会支持体系。[详细]
现在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校园暴力加以约束,建议尽快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反校园暴力法,或者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调整完善管理规定。建议禁止网站上传校园暴力视频,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有这样的传播效果而加以模仿,来满足扭曲的心理快感。[详细]
薪酬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还要加大对儿科医疗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儿童专科病床日常运营补给,增加儿童保健和儿科疾病的专项研究基金,加大对儿科诊疗大型专用设备无偿支出,在学科建设上体现儿科事业的重要性和保障性。[详细]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增设儿科专业,但是比较难,因为儿科比较特殊,儿科的病情、诊疗及用药,都跟成人完全不一样。中国的所有药品里,只有不到10%是儿童药品,而且都是很“老”的药。药监局应该开个绿色通道,保障儿童药品的快速审批。同时,用于重要病情的儿童药品,国家应对研发机构进行专利保护。[详细]
“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启动实施一项‘0—6岁启明星免费阅读行动’。”提到“启明星”这个名称,周洪宇提高了声调说,“0—6岁是人生成长最关键的时期,犹如清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启明星,这意味着儿童的人生从此起步。但这一步怎么走,走的方向和质量如何,既是每个父母,也是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详细]
贵州省需要先建立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制度上要求,比如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一年当中必须几次回乡探视等等。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还是要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并且需要经济、教育和文化同步发展。[详细]
刘翔表示他的提案会继续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和体育教育的重要性。青少年体质不乐观的现状让很多人都很担忧,自己退役后会更多积极参与学校体育教育的推广,希望全社会能给予更多关注。[详细]
用法规明晰儿童安全工作的权责,推动农村地区学校敢于开展安全教育;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创新农村儿童安全教育并推广;推进建设基层儿童保护网络,发挥村社在儿童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宣传“以孩子为主”的儿童安全观,用“尊重”的态度促进农村儿童安全教育开展。[详细]
姜昆呼吁要更多地关注未成年儿童保护问题,提高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知识能力,同时建议让以曲艺艺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更多地走入课堂。现在青少年沉迷网游的现象很常见,希望能用更多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为青少年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化大餐。[详细]
“女童保护”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防性侵教育仍存在普遍缺失的问题。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详细]
朱列玉指出,国家通过财政救助,将事实孤儿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事实孤儿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救助,重塑其对生活和社会的热爱。通过在事实孤儿所在的社区或街道,设立心理辅导中心,多举行关爱事实孤儿的集体活动等方式,呼吁对事实孤儿的精神关怀。[详细]
张礼慧建议鼓励兴办公办、民营0-3岁儿童照料机构,政府一方面可从资质和日常运作上进行严格监督,另一方面可从政策上给予充分扶持;同时,规范现有的育婴嫂、保姆市场,建立健全完善的儿童照顾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保护机制;此外,建议酌情延长产假、育儿假期限,支持有条件的家庭选择一方家长在家照顾儿童。[详细]
打拐是一个社会综合工程,仅靠公安部门一家之力难以支撑,亟须建立起民政、卫生、计生和城管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及联合打拐机制。郭乃硕代表建议,应该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公安主抓、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联动协调机制。[详细]
农工党中央建议政府出台政策法规,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各地还应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给予“留守儿童”更多代偿性的亲情关爱。村委会、党支部以及妇委会应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牵头组织“代理妈妈团队”,开展“扶幼助长”工作,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帮助,弥补“留守儿童”的感情缺失。[详细]
巩汉林建议凡是对学生采取暴力手段的教师,必须清除出教师队伍,“对孩子使用暴力本来就是不道德,就不配为人师表”;强调监管,对那些炫耀的,打完人传视频上网的未成年人必须强制教育;对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问责;并从立法上去解决校园暴力问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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